一、数智社会推动旅游媒介化

数智技术将整个社会凝聚成复杂的关系网络，深刻重塑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认知体系和社会互动模式，个体在其中成为关键信息节点。媒介地理学家亚当斯（Adams）提出的“传播之弧”概念揭示了媒介在文明互鉴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媒介“连接创造出一种快速移动的时空环境，导致事物之间的共振，继而带来它们的共同演化”。

深度媒介化是媒介化的高级阶段，媒介已成为社会的基本元素，深刻影响人类生活，并重构社会运行逻辑。如大众点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产品的性价比，成为传达产品质量的新方式；游客在选择餐厅时依赖评分，其决策逻辑已被媒介技术重塑。媒介逻辑强调网络化关系，强化了信息“非线性传播”的特性，实现了去中心化和生活化的传播方式，推动世界趋于扁平化。通过数智媒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打破时空隔阂、自由交流、增进理解。根据媒介介入程度的不同，媒介化可分为直接媒介化（强）和间接媒介化（弱）。直接媒介化指原本非媒介化的活动因媒介介入而转变为媒介化形式，而间接媒介化则指特定活动在形式、内容和组织上受到媒介的影响。直接媒介化强调媒介技术的显性介入，而间接媒介化则通过社会结构或文化规范的变化进行隐性渗透。

在旅游活动中，数智技术显著提升了人际连接的密度和互动强度，使主客双方能够在多种媒体平台上互动，寻找情感共鸣和价值共振，从而推动高质量的价值共创体验产品研发。在旅游媒介化转向中，直接媒介化和间接媒介化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这一进程。一方面，游客通过社交媒体分享旅行见闻，形成跨地域的文化传播网络，使旅游行为本身成为信息传递的载体，体现了直接媒介化；另一方面，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塑造和游客的消费行为也深受媒介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文旅融合方式、产品营销策略、旅游消费动机等多个方面，构成了间接媒介化的表现。

在万物媒介化时代，媒介技术显著拓展了旅游业边界，增强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旅游体验逻辑正在转变为“在地+在线”的双向传播模式。以2025年美国网红“甲亢哥”中国行事件为例，从直接媒介化角度看，他通过YouTube和TikTok全程直播，将在地旅游活动转化为在线媒介活动，有效“种草”中国旅游；间接媒介化方面，“甲亢哥”在少林寺拜师的线上直播片段强化了“中国功夫”作为全球文化符号的价值，有效改变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使少林寺成为外国游客追逐的热门目的地。

二、深度媒介化下旅游的本质属性变化

旅游的本质关乎旅游发展与研究的根基。在深度媒介化背景下，旅游的本质在人、地及人地关系这3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1.地之所向：从非惯常环境到积极共鸣情境

2008年，张凌云提出的“非惯常环境”说在业界和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旅游是人们脱离惯常生活和工作环境，“对非惯常环境的体验和生活方式”。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前，多数游客对旅游目的地信息掌握有限，往往被动接受信息，缺乏实时互动和反馈渠道。因此，游客常常满足于与非惯常旅游环境相对静态和表面的互动，更高等级的景区往往意味着更多客源。这种游客与非惯常环境建立的单向关系具有短暂性，体验局限于旅游目的地，旅行结束后便会终结，互动关系主要停留在简单的主客二元模式。

随着旅游与媒介技术深度融合，人们对非惯常环境的体验有了更明确的指向，即积极共鸣情境。媒介不仅传递信息，还通过时间延展、空间连接和价值共创，实现体验延续与虚实融合，促进情感互构。游客从“他者”转变为“参与者”，与非惯常环境间建立起身体和感官的协作，共同创造地方意义，从而将短暂的浅层交往升华为充满互动和情感的共鸣场域。如故宫的数字展览让游客与历史文物“对话”，并激发分享欲，使游客从凝视者变为文化参与者，将游览体验延伸为文化传播体验。

从当年的信息匮乏到当下的深度互动，从短暂接触式旅游到持续连接式旅游，深度媒介化深化了游客与非惯常环境的关系。游客不再是被动消费者，而是主动共创者，互动关系从简单的主客二元模式扩展到与人类和非人类组成的行动者网络互动模式，旅游业也从单纯依赖资源的时代走向“资源+创新”的泛旅游时代。

2.人之所求：从功能价值到象征价值

价值是主客体关系的体现，反映了客体功能对主体需求的满足，而从功能价值到象征价值的变化，是主体需求更多被看见的过程。传统旅游侧重客体功能价值提供，游客也更满足于物质层面的实用性，如基础设施、价格合理性等。随着深度媒介化时代到来，游客越来越看重旅游的象征价值，他们希望旅行能满足精神表达、群体归属、文化认同和社会地位等主体需求，如游客在朋友圈分享徒步旅行的照片，希望展现独立冒险精神。

游客从功能价值向象征价值的追求转变，源于现代社会的符号化趋势。媒介通过照片和视频等将目的地转化为可分享的象征符号，并以此激发他人的向往与模仿。同时，点赞和收藏等现代媒介技术的互动机制，使旅游行为获得社群认可，进一步强化身份认同。因此，媒介技术推动了游客从功能满足转向意义探寻，使观光旅游演变为意义旅游。

3.人地关系：从空间表征到表征空间

媒介技术重塑了旅游空间生产过程，降低了参与门槛，使游客通过分享体验，从空间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参与空间意义创造的能动者。传统的旅游规划依赖政府、规划者和专家等权力主体主导空间表征，虽然这一自上而下标准化空间生产逻辑带来了高效管理与可控性，却侵蚀了地方独特性，容易导致千篇一律的旅游设计。

数智时代的媒介技术正在打破空间表征的垄断，构建意义嵌入的表征空间。普通民众通过日常实践将情感、记忆和个体经验注入空间，使其不再是单向度定义的产物，而演变为动态且充满互动的社会实践场域。游客通过媒介平台分享非官方攻略，发掘并赋予小众景点新的文化意义与吸引力，这种自下而上的空间实践甚至能反向影响官方空间表征，如重庆的“轻轨穿楼”就促成政府增设观景台。可见，媒介化使人地关系趋向于更为平等、互嵌的实践形态。经由民众情感化日常实践，被表征的“空间”转化为承载意义与经验的“地方”。

三、创造积极共鸣情境，增进文明交流互鉴

数智社会带来了旅游的本质属性变化，对旅游目的地而言，可从3方面创造积极共鸣情境，增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1.创造熟悉感，增强游客与惯常环境的共鸣

人们在陌生环境中对熟悉元素的积极情感共鸣，可以有效降低文化冲突，促进文化交流。旅游目的地为国际游客创造源于惯常环境的“熟悉感”，而非单纯强调“异质性体验”，有助于推动主客间深层次的文化互动。例如张家界针对韩国市场，将“孝道”融入营销，推广“孝敬父母，就带他们到张家界旅游”的广告语，并通过韩国综艺节目和韩剧等多元媒体广泛传播，使张家界旅游成为韩国游客“尽孝”的象征。同时，张家界还建立了韩语标识系统和韩式餐饮等本地化服务，创造了一个让韩国游客感到亲切的环境，有效降低了跨文化交流壁垒，以旅游业为媒介推动了中韩之间更深层次的互动。

2.创造意义感，增强游客与自我的共鸣

创造意义感的核心在于深度整合旅游体验与个体经验，在充分倾听游客心声的基础上创新。意义旅游超越了单纯观光，通过深层文明互动激发游客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共振，实现有意义的快乐，即幸福。意义旅游不仅丰富了旅游内涵，还能在旅程结束后的更长时间留存回忆，是一种自我探索，一种对内心安宁的找寻，是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旅游具身体验与社交媒体的传播共同增强了意义旅游的价值。游客身着汉服沉浸于西安大唐文化，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常常使体验升华为对国家和文化的认同。数智技术的介入创造出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旅游环境，推动自我与他文化符号之间深层互动，形成了具有文明对话意义的交互叙事，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3.创新体验感，增强游客与非惯常环境的共鸣

传统旅游业通过人的空间流动，创造非惯常环境中文化对话的体验，而数智技术的介入将其推向多维共创的新阶段。从间接媒介化角度看，数智技术促进了旅游者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网络构建，实现了人机协同的创新体验模式。如在故宫数字体验展中，观众可挥手与巨大的盘子装置进行体感互动，以多感官沉浸体验文化，从而共创舞台效果。从直接媒介化角度看，旅游成为表征美好生活的重要媒介，跨界融合的泛生活化“+旅游”模式渐成趋势。旅游业通过与科技、体育赛事、演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美食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拓展文化传播的边界，实现更广泛情境的主客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