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熠杰¹， 吕宛青²， 张一³， 刘亮¹

0 引言

旅游业在推动乡村经济和产业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伴随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旅游利益主体间的经济纠纷和分配矛盾等问题逐渐凸显，众多乡村旅游社区冲突案例时见报端[1]。我国民族地区尚存大量乡村村寨，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区域，所面临的旅游社区冲突问题也更为严峻。作为“活的博物馆”，民族旅游村寨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具有一体性特征。伴随景村融合发展不断深化，景区与村寨的边界也变得愈发模糊，使村寨居民的生产居住和吸引物功能在固定空间内不断转换交织。这种“景”与“村”双重属性作用，加剧了村寨社区原有社会结构、生产方式以及空间格局的分化与转变[2]。民族村寨景区利益相关者间围绕利益与空间的博弈冲突日趋激烈[3]，严重阻碍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4]。

村寨居民作为民族文化与旅游资源的维系者，是民族村寨景区最核心利益主体，所面临的利益博弈与矛盾也更为激烈和尖锐。事实上，分析近年的民族旅游社区冲突可知，多数冲突都是民族村寨旅游社区与景区企业间为追求利益或表达诉求（后文将“村寨社区和景区企业”简称为“景社”）而引发的冲突。面对日益严峻的景社冲突问题，学界已基于社会文化、经济利益、资源环境等维度对冲突的发生和治理进行了一定研究。但作为社会互动交往的基本形式之一，冲突是普遍存在的[5]。因此，相对于完全消除冲突而言，如何及时阻止冲突的发展蔓延往往更为关键。民族村寨社区族群联系紧密，具有熟人社会特征，极易发生跟随冲突行为的羊群效应（herding effect）[6]。相比个体自身利益判断而引发的冲突，这种居民跟随冲突的羊群效应，会使冲突行为在民族村寨中扩散，让景社冲突进一步激化。因此，有必要基于居民视角，研究民族村寨景社冲突行为的模仿跟随机制，探索冲突扩散的阻断路径。这有助于民族村寨景社冲突的防治，对民族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兴实现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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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

1.1 民族旅游冲突相关研究

民族旅游冲突是发生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过程中，各旅游利益相关者及社群内部成员间的对抗行为[7]。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民族旅游冲突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话题[8]。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较为宏观的冲突类型划分、影响因素分析和管理对策等方面，且研究内容逐渐由冲突表征向冲突机理深化[9]。

从冲突类型来看，社会文化、经济利益和资源环境冲突是当前常见的3种旅游冲突类型[10]。结合中国民族村寨特点，学者发现，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是民族旅游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中，尤以经济利益冲突最为突出[11]。民族旅游冲突类型不仅具有多元性，其影响因素也是多维度、多方面的。现有文献主要基于社会资本角度，通过案例研究和民族志方法对民族旅游冲突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梳理，总结出经济利益、价值分配、结构性因素、心理因素等7类主要因素[12]。中国民族村寨景区多具有村寨-政府、村寨-企业合作开发，以门票形式实现旅游收入的特点[13]。在此背景下，学界进一步立足增权理论和公平理论，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及社区权利不均衡是多数民族旅游冲突的主要诱因，并以村寨居民旅游收入失衡最为明显[14-15]。针对民族旅游冲突表现的“经济冲突为主，居民缺位失权”特点，学者认为，社区增权、利益协调应是管理民族旅游冲突的主要手段，并制定出建立公共投资机制、补偿机制、增权机制等治理对策[16]。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和民族旅游冲突问题进一步凸显，学界研究开始由民族旅游冲突的表征研究向机理研究深化。其间，部分学者尝试从空间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维度探索民族旅游冲突的形成路径[17]。基于空间地理学维度开展的研究中，多基于质性分析与空间分析混合方法，对民族旅游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进行研究，指出旅游开发导致的村寨空间资源重新分配是引发民族旅游冲突的关键[18]。在基于空间经济学维度开展的研究中，部分学者运用扎根理论，发现民族旅游冲突是经济利益、权力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中，经济利益是直接诱因，而权力制度则起到中介作用[19]。

1.2 羊群效应概念及相关研究

羊群效应是指个体在信息不完备环境下无意识模仿跟随他人行为的现象，类似概念有从众行为、同侪效应等[20]。根据羊群效应理论，存在两种机制影响个体行为，一是预期收益下的个体行为互动，二是无意识的群体学习模仿[21]。其中，预期收益下的行为互动是一种基于个体学习的理性决策过程。无意识的模仿跟随则是一种基于模仿学习的有限理性决策过程，是羊群效应的主要体现。相关研究中，学者多通过构建包含决策期望收益和羊群效应效用方程的函数模型，来反映羊群效应对个体决策的影响，并以权重系数表示羊群效应的影响程度[22]。对他人行为的观察和信息不确定性是羊群行为发生的两个重要条件，因此，在封闭性人类群体中羊群效应将表现得更为普遍和明显[23]。民族村寨景区是一个集体性场域，居民个体行为受群体行为影响较大，与羊群效应理论有天然的适配性。但从现有文献来看，旅游学界对羊群效应的关注还相对较少，仅有部分学者在旅游者的出游参照及不文明行为研究中引入了羊群效应[24]，羊群效应在旅游领域的应用还有极大空间。

事实上，羊群效应会显著影响民族村寨景区居民行为，并推动居民跟随冲突行为发生。原因如下：首先，文化的独特性和生产空间的相对封闭性，使得民族村寨常具有较强的熟人社会特征，属于半封闭群体[25]；其次，由于经济发展和地理环境制约，村寨居民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且常处于信息不完备环境，极易跟随模仿他人行为，进而出现羊群效应[26]。现实中，西双版纳傣族园、西双版纳纳勐景来、西江千户苗寨等知名民族村寨景区均发生过居民模仿跟随景社冲突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在分析民族村寨旅游冲突问题时，除需分析权力、利益等理性学习因素外，还需考虑羊群效应等模仿学习因素的重要影响。

1.3 演化博弈模型及其应用

作为分析种群决策演化的工具，演化博弈常被用于行为经济和信息决策研究。和经典博弈关注的完全理性假设下的纳什均衡不同，演化博弈更关注有限理性假设下，博弈行为决策的稳定状态。旅游学界运用演化博弈开展的研究还较少，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利益相关者互动[27]及绿色旅游发展[28]等领域。但随旅游行为研究不断深入，学界对演化博弈的关注与运用也在不断增多[29-30]。

民族旅游村寨居民跟随冲突决策是一个复杂的交互过程，既涉及预期收益影响下的理性互动，又涉及羊群效应作用下的非理性模仿。相较经典博弈模型，有限理性假设下的演化博弈模型能更好反映居民跟随冲突行为的形成与演化。此外，受社群大小有限性影响，个体决策在复制、遗传过程中发生的随机突变将对种群决策演化造成影响，进而导致博弈结果偏离纳什均衡。现实中，村寨居民数量总是有限的，具有有限种群特征，故有必要引入随机过程以反映随机效应对居民决策的影响。

总的来说，学界主要基于空间地理和空间经济等视角，对民族旅游冲突类别、影响因素及管理对策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但从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来看尚存以下不足。首先，在理论视角上，现有研究多将旅游冲突视为一个同源整体，仅讨论权力大小、分配制度等理性因素对冲突主体的影响，弱化了因有限理性因素产生的羊群效应而造成的冲突行为，形成途径差异。受限于生活空间相对封闭性和信息环境不完备性，民族村寨景区居民极易跟随模仿他人行为，出现羊群效应。从产生途径来看，这种因羊群效应而引发的模仿型冲突会加剧冲突行为的扩散与蔓延。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文献多通过案例研究、扎根理论等质性方法分析民族旅游冲突的属性特征，鲜有使用数理推导、定量实证等量化方法，对民族旅游冲突机理与机制进行研究，弱化了旅游冲突相关理论的构建。

鉴于此，本文立足居民视角，以村寨居民为博弈主体，基于羊群效应理论，运用随机博弈对民族村寨景社冲突行为的羊群效应进行研究。深化民族旅游冲突相关理论，弥补现有研究在理论构建及方法运用上的不足，并为民族村寨景区中的冲突治理及民族地区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建议和智力支撑。

2 参数设定

村寨居民是民族村寨景区中的最核心主体，也是众多景社冲突的直接参与者。价值累加理论指出，跟随模仿行为对群体冲突有关键影响[31]。为进一步梳理村寨居民模仿跟随景社冲突行为的发生逻辑，在综合考虑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时长、知名度以及冲突典型性基础上，研究团队于2021 年7月21—8 月18 日、2022 年8 月21—28 日和2022 年11月1—17日多次前往西双版纳傣族园和西江千户苗寨，采用目的性抽样与随机抽样结合方法，以半结构式访谈和座谈会形式，调研民族村寨中的景社冲突问题。最终实际访谈37 人，访谈平均时长为15～30分钟，形成4.6万多字的有效访谈记录①。

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园（以下简称“傣族园”）和西江千户苗寨（以下简称“千户苗寨”）作为主要案例地有以下4个原因。1）傣族园和千户苗寨均是知名民族村寨景区，且均发生过严重旅游冲突，具有典型性。2）两者的旅游开发时间均较早，具有极强代表性和开展历时研究基础。3）众多学者均在傣族园或千户苗寨景区进行过相关调研，并撰写相关书籍和论文，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4）相关研究指出，不同民族的民族性是影响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32]。因此，将民族差异引入案例地选择，对研究开展有重要影响。傣族园和千户苗寨景区的居民民族构成分别以傣族和苗族为主，在民族构成上存在明显差异。此外，为聚焦研究对象，凸显居民主体，在访谈中将村寨景区居民与基层领导作为访谈主要对象。同时，将景区运营企业管理者作为访谈补充对象，检验研究是否达到理论饱和。最终未发现新的因素或范畴，可以认为编码分析已达到理论饱和，访谈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访谈基本情况
Tab.1 Overview of the interviewees

参照扎根理论研究范式，通过多级编码分析访谈内容。由于本文访谈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厘清冲突跟随行为发生逻辑，而非构建理论。故适当调整扎根理论分析过程，使其能更好服务本研究需求。具体而言，本文对访谈资料进行概念化-范畴化二级编码，然后基于范畴化的概念，梳理居民跟随景社冲突行为发生逻辑，及影响居民行为的关键因素。代表性访谈资料收集及整理情况见表2。

表2 代表性访谈资料收集情况①
Tab.2 Summary of representative interview data collection

基于访谈结果和现实情况，可以梳理出以下行为逻辑。1）民族村寨景区发生以部分居民为参与主体的小范围冲突时，该冲突存在进一步激化、蔓延风险；2）其他未参与冲突的居民会因是否跟随冲突开展博弈；3）居民选择是否跟随群体冲突的决策过程，受社群文化、面子压力、邻里义气等因素影响，且居民既可能跟随冲突，也可能不跟随冲突。

根据上述逻辑，进一步对博弈参数进行设定，具体如下。

1）为简化博弈模型，突出居民视角，将村寨居民作为博弈主体。设定民族村寨景区S 中，存在有限的N 个居民。冲突发生时，未参与冲突的居民将两两随机配对、反复博弈，其中，A 和B 分别代表任意两个不同居民，且居民的策略集{跟随冲突行为（follow conflict），不跟随冲突行为（not follow）}为{FC,NF}。需注意的是，有限的N 个居民这一设定决定了民族村寨景区S 是一个有限种群。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景区S 中，居民的策略选择受期望收益和随机效应共同影响

2）众多文献指出，冲突行为可看作是村寨居民参与景区利益竞争的一种手段[33]。为此，居民选择跟随冲突行为时，往往能在短期内增强自身参与景区利益分配竞争的能力，获得更多收益。同时，现实中地方政府和景区运营企业为维护一时稳定和避免麻烦，往往有花钱买稳定倾向[34]。当居民跟随冲突时，会对跟随冲突的居民进行一些补偿，以求其不再跟随冲突行为，使居民觉得“闹事有利”。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①

H2：居民选择跟随冲突，会获得额外收益W 。地方政府和民族村寨景区运营企业为维护稳定和避免麻烦，会给跟随冲突村寨居民提供补偿，且该补偿为h

3）相关研究指出，从景区长远发展来看，景社冲突具有较强负外部性，会对景区总体收益造成巨大损害[35]。为此，假设居民A 和B 都选择跟随冲突时，因冲突人数较多，冲突范围和危害较大，进而对民族村寨景区的运营和收入造成极大影响。此外，从相关文献和实地调研结果来看，当居民跟随民族村寨景区冲突时，景区企业通常会暂停对这些居民的分红、租金和补助发放。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景社冲突对景区收入造成的损害为α。景区运营企业为居民发放的分红、租金等为r。而当居民选择跟随冲突行为时，其所获的分红、租金为0

4）为抑制民族村寨景社冲突发生，地方政府或景区企业会对聚集闹事、跟随冲突的居民进行处罚。同时，表2中的范畴“法不责众”（G5）和相关研究也指出，现实中存在“法不责众”现象，即管理者对群体违规行为的处罚较小，而对个体违规行为的处罚较大[36]。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地方政府对跟随冲突居民的处罚力度为f 。且当居民A 和B 同时选择跟随冲突时，地方政府实施惩罚的概率为p ∈( 0，1) ，则有pf<f ，反映了“法不责众”对冲突处罚效用的影响。现实中，考虑处罚成本和维稳需求，政府对跟随冲突村寨居民实施的处罚力度，往往小于村寨居民跟随冲突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有f+α<W+h

5）由表2中的范畴“邻里义气”（G2）和“面子压力”（G3）可知，道德受胁会影响村寨居民跟随冲突行为[37]。即当村寨居民A 和B，一方选择跟随冲突，另一方选择不跟随时，选择跟随冲突的居民会因道德受胁感到愧疚。同时，由于民族村寨具有较强熟人社会特征，且少数民族文化特别强调义气观念。相关研究和范畴“社群文化”（G4）也表明，村寨居民间存在较强“邻里义气”和“群体规范”等意识。故当村寨居民A 和B，一方选择跟随冲突，而另一方选择不跟随时，没有跟随冲突的一方会被贴上“不重义气”“胆小怕事”等负面标签，进而使个人形象和声誉受到损失。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羞愧感带来的心理效用为δ。村寨居民一方选择跟随冲突，而另一方选择不跟随时，不跟随方的形象和声誉损失为g

考虑现实情况并保证博弈进行，设定以上参数均为非负数。基于相关假设和参数设定，可得策略FC和策略NF的支付矩阵如表3。

表3 博弈支付矩阵①
Tab.3 Game payoff matrix

3 考虑羊群效应的随机博弈模型

为使研究更贴近现实，结合羊群效应，按照“基本随机博弈模型→考虑羊群效应的随机博弈模型”思路构建博弈模型。首先，考虑有限种群博弈的随机性特点，引入莫兰随机过程（Moran random process），以反映预期收益下的个体行为互动。然后，考虑羊群效应对居民决策的影响，将羊群效应效用方程与随机博弈模型结合，构建考虑羊群效应的随机博弈模型，用以表现羊群效应对博弈系统的影响。参考Bensa?da、刘苹和张一的研究，羊群效应效用方程由权重系数和羊群效应函数构成[38-39]。其中，权重系数反映了羊群效应对博弈系统的影响程度，羊群效应函数反映了羊群效应大小，后续内容将进一步对博弈模型进行详细阐述。

3.1 基本随机博弈模型构建

有限种群博弈中的随机性问题常用匹配过程、怀特-费雪过程（Wright-Fisher stochastic process）和Moran过程3类随机过程刻画。其中，Moran过程具有异步更新机制，能更好地反映单位步长内种群个体的生灭状态，是目前学界研究和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随机过程。运用Moran过程的博弈分析主要可分为以下3 步：首先，在单位步长内，根据各策略适应度随机选择个体；然后，复制所选个体；最后，用所复制的个体随机取代一个剩余个体，进而保证总体大小不变。通过这种复制、取代程序，Moran过程能对总体内各个体的生灭状态进行刻画，进而反映民族村寨景区居民的“期望比较-居民互动-模仿学习-策略选定”决策过程。

假设i 为t0 时刻景区S 中选择不跟随冲突(NF)的居民数量，N-i 为t0 时刻民族村寨景区S 中选择跟随冲突(FC)的居民数量。基于表3所得支付矩阵，可求得NF 和FC策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3.2 考虑羊群效应的随机博弈模型构建

上述模型只考虑了期望收益对个体决策的影响，忽略了羊群效应可能导致的决策演化。参考Skyrms的研究[22]，用羊群效应效用方程反映其对博弈系统的影响，假设Fi 表示羊群效应效用大小，k表示羊群效应对博弈系统影响的权重，其中k ∈[0,1]②；则考虑羊群效应情况下，村寨居民选择策略NF 和策略FC 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式（3）中，*表示考虑羊群效应后的博弈模型方程。

根据Skyrms的观点，羊群效应的大小会受选择NF、FC策略的居民数量影响，因此，Fi是关于NF、FC策略被选比例的增函数。参考陈洋等的研究，直接用t0 时刻NF、FC 策略的被选比例，表示Fi,i={NF，FC}[40]。则考虑羊群效应后，NF 和FC 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此外，为反映随机因素影响，引入选择性强度概念，并假设策略适应度是期望收益和选择强度的线性函数。用ω,ω ∈[0，1] 表示选择性强度，当ω=0 时，为选择中性，此时策略选择完全随机；当0<ω<1 时，为弱选择强度，策略选择受策略期望和随机因素共同影响；当ω=1时，为强选择强度，策略选择仅受策略期望影响。由此，NF、FC 策略适应度分别为：

3.3 复制动态方程及均衡点分析

景区S 中，每个单位步长内的居民状态都可能出现3种变化，即选择NF(FC)策略的居民个体可能增加一个、减少一个或不变，因此，Moran 过程是一个马尔可夫链，可求出各状态的转移概率。即选择策略NF 的成员数量由i 变为i+1、i-1 及保持i 不变的概率分别为：

由式（6），可进一步推得Moran过程是离散空间{0，1，…N}上具有i=0 和i=N 两个吸收态的有限马尔科夫链。对此，可运用福柯-普朗克（Fokker-Planck）方程求解复制动态方程，易求得当N →∞时，系统的复制方程为F(x)，其中，x= 反映种群中选择CI 策略的比例，且有?=fi(x)-gi(x) ，η=xfi(x)+(1-x)gi(x)。

对式（7）进一步求导可得：

由常微分方程稳定性定理，联合式（7）与式（8）可得，复制动态方程F(x)的均衡点分别为E1(x=0)；。

进一步讨论F(x)'的符号可求得：

1）当 参 数 满 足 稳 定 条 件G1=S1 ∩ ，即W+h-r-f-δ>>r-g+α+pf-h-W 时，E1(x=0)为系统演化的唯一稳定点。即随系统演化，民族村寨景区中村寨居民选择策略NF 的比例将为0，策略FC 将成为稳定策略选择。

2）当 参 数 满 足 稳 定 条 件G2=S2 ∩，即r-g+α+pf-h-W>>W+h-r-f-δ 时，E2(x=1)为系统演化的唯一稳定点。即随系统演化，民族村寨景区中村寨居民选择策略NF 的比例将为1，策略NF 将成为稳定策略选择。

3）当 参 数 满 足 稳 定 条 件G3=S1 ∩S2 ，即>max{r-g+α+pf-h-W，W+h-r-f-δ} 时,系统演化分别趋向于E1(x=0) 和E2(x=1) ，存在多重稳定状态。此时，由均衡点E1和x*形成的线性区域长度表示了系统演化至E1(x=0)的概率，当该线性区域L 的长度越长时，系统越有可能稳定于策略FC。

稳定条件G1 和G2 反映了当羊群效应权重k 较小时，系统存在唯一稳定点，且此时系统的稳定状态主要受系统参数的相对大小影响。若冲突收益W、冲突补偿h、群体规范损失g 等参数数值相对较高。而冲突愧疚感δ，居民所获分红和租金r，以及冲突处罚力度f 和概率p 等参数数值相对较低。进而使参数满足W+h-r-f-δ>>r-g+α+pf-h-W，策略FC 将成为民族村寨景区居民的稳定策略选择。此时，通过优化惩罚制度，增强跟随冲突愧疚感，让稳定条件G2 成立，即r-g+α+pf-h-W> >W+h-r-f-δ 。就能让策略NF成为民族村寨景区居民的稳定策略选择，抑制居民跟随景社冲突的行为。

稳定条件G3 则反映了当羊群效应影响权重k足够大，参数满足 >max{r-g+α+pf-h-W,W+h-r-f-δ}条件时，系统将存在多重稳定状态，难以仅通过调整部分参数使策略NF 稳定，民族村寨景区冲突的管理与防范将更为复杂和困难。

4 博弈演化均衡的数值验证

数值仿真不仅能对博弈结论的可行性、准确性进行验证，还能反映不同参数条件下的博弈演化过程，弥补理论分析的片面性。为验证前文结论，深入分析村寨居民行为决策动态，运用Matlab进行数值仿真，观察参数数值对博弈均衡状态的影响。此外，为进一步探究羊群效应对居民跟随冲突行为的影响，将羊群效应影响权重k 作为控制变量，采用控制变量法分析羊群效应影响权重较弱和较强时的博弈演化动态。

由于村寨居民跟随景社冲突所获的额外收益、政府惩罚概率以及所受群体规范损失等参数难以统计，且缺乏相关调查统计数据。为此，在进行数值仿真时，基于表1、表2的调查情况，并参考相关文献与稳定条件约束设置参数数值①。

实地调研发现，傣族园、千户苗寨案例地居民的行为决策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1）结合表1 和调研结果可知，案例地受访对象中本科（含大专）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4.57%和17.01%，表明民族村寨景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使得居民往往更关注眼前短期收益，而忽视长期发展；2）由“邻里义气”（G2）范畴可知，民族村寨社区的邻里联系更为紧密，且同一街道社区居民间大多存在血缘或亲戚关系，民族村寨居民所面临的道德受胁程度通常较低，而群体规范压力则通常较高；3）由“社群文化”（G4）范畴可知，民族村寨中平均主义和讲义气现象十分明显，非理性因素对居民行为决策影响较大；4）由“面子压力”（G3）范畴可知，民族村寨居民的关系网络往往较小，使得面子、声誉等身份标签在其社会交往和联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5）由“法不责众”（G5）范畴可知，民族村寨基层治理过程中，多存在法不责众、花钱买稳定等现象。碍于邻里关系和政策环境影响，基层政府在治理社区问题时更倾向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治理策略。

基于以上情况与约束条件，设定参数数值如下：冲突带来的额外经济收益W=9；负外部性损失α=3；景区分红收益r=6；花钱买稳定观念使跟随冲突居民所得补偿h=3 ；基层政府的处罚力度f=3，处罚概率p=0.5；道德受胁带来的愧疚感δ=1；群体规范压力造成的声誉损失g=2。此外，考虑村寨居民决策过程受随机因素和期望收益共同影响，故假设选择强度ω=0.5。同时，为保证仿真结果的一般性，将系统的初始状态设定为x=i/N ∈( 0,1) 。

4.1 羊群效应影响权重较弱时的数值分析

羊群效应影响权重k 反映了羊群效应对个体决策系统影响的大小。分析羊群效应影响权重较低，即k=0.3 时的仿真结果。此时参数满足稳定条件G1，得到仿真结果图1a。

图1 羊群效应影响较弱时的数值仿真结果
Fig.1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under weak herding effect

从图1a 可知，该系统中无论x 的初始取值如何，x=0 都恒为系统唯一稳定点。此时，策略FC的适应度更高，成为唯一稳定策略选择，验证了稳定条件G1。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降低居民跟随冲突所得补偿收益，以及群体规范造成的声誉损失。同时，提升居民跟随冲突时因道德受胁而感到的愧疚感，强化政府惩罚的实施力度与概率，进而让h=1，g=1,δ=2, f=5，p=0.8。则此时满足稳定条件G2，仿真结果为图1b。

图1b 显示，该系统中无论x 的初始取值如何，x=1 都恒为系统唯一稳定点。此时策略NF 的适应度更高，不跟随冲突成为居民的唯一稳定策略选择，验证了稳定条件G2。

比较图1a和图1b，由于民族村寨景区地方政府有较强维稳需求，且景区运营企业与地方基层常具有花钱买稳定观念。使得目前大多民族村寨景区中，居民跟随冲突时所受惩罚较弱，反而觉得“闹事有利”。加之民族村寨具有熟人社会特征，且有爱面子和讲义气等文化观念，弱化了居民跟随冲突的道德受胁程度，增强了群体规范压力。使居民跟随冲突行为在民族村寨景区广泛存在，对应了图1a的仿真结果。在此情况下，通过社区增权、增效等手段，降低居民跟随冲突所得补偿收益与群体规范压力。同时，提升居民跟随冲突时因道德受胁而感到的愧疚感，强化政府惩罚实施力度与概率，能抑制村寨居民跟随冲突的行为，对应图1b的仿真结果，呼应了现有研究。

以上仿真均是在羊群效应影响权重较弱情况下进行的。现实中，民族村寨的熟人社会特征与过度组织邻近特点会强化居民间模仿学习行为，羊群效应在居民决策系统中的影响通常较大。下文将进一步分析羊群效应影响权重较强时村寨居民的行为决策演化。

4.2 羊群效应影响权重较强时的数值分析

通过控制变量法，在保持其余参数不变情况下对羊群效应影响权重k 较强时的博弈演化进行数值仿真，反映羊群效应在个体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机制。基于控制变量思想，仅提升羊群效应权重，使k=0.8，其余参数则保持图1b 的设定状态进行仿真。此时结论G3 成立，参数满足>max(r-g+α+pf-h-W,W+h-r-f-δ)，仿真结果如图2。

图2 羊群效应影响较强时的数值仿真结果
Fig.2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under strong herding effect

图2 显示，若景区中NF 策略的初始被选比例小于0.25，FC 策略的羊群效应就会对系统稳定产生极大影响。对居民而言，尽管NF 策略的适应度更高，但FC 策略的羊群效应最终会使系统稳定于x=0，进而让居民跟随模仿冲突；而NF 策略的初始被选比例大于0.25 时，FC 策略羊群效应影响则较弱，策略适应度对系统稳定性影响更强。此时，系统将稳定于x=1，不跟随冲突行为将成为系统稳定策略，验证了稳定条件G3。

需注意图2是在图1b参数设定下，通过仅提升羊群效应影响权重得到的。表明在现实情境下，民族村寨景区中居民行为决策不仅与策略适应度有关，还与羊群效应影响有关，且羊群效应对居民跟随景社冲突行为有正向影响。为此，明确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影响系统演化的机制与因素，对民族村寨景区冲突的防治有重要意义。下文将重点对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5 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上结果表明，当羊群效应影响权重较强时，稳定条件G3 将成立。此时，系统将存在不跟随冲突(NF)(x=1) 与跟随冲突(FC)(x=0) 两种稳定状态。而后一种状态主要因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而导致。由图2 可知，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对系统的影响与E1 和E3 组成的线性区域L 的长度正相关。即L 越长，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对系统影响越大，系统越有可能稳定于E1( x=0 )点。为此，通过对线性区域L 的长度函数求偏导，分析模型中各参数对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的影响，研究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的影响因素与机制。

5.1 跟随冲突收益对系统演化影响

线性区域L 长度函数可由鞍点E3 坐标表示，即LL=Φ/φ ，其 中，Φ=(k-1)(α+pf+r-W-g-h)+k，φ=2k+(k-1)(α-(1-p)f-g-δ)。同时，由中心点的定义可知，稳定条件G3 成立时，x*∈(0,1) ，故有φ>0，Φ>0。

民族村寨景区中居民跟随冲突行为所获收益主要由额外经济收益W ，以及经济补偿h 构成。分别将LL对W 和h 求导可得，，故LL 是关于W 和h 的增函数。即跟随冲突行为给居民带来的利益分配优势越大，地方政府因花钱买稳定给跟随冲突行为居民的经济补偿越多，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对系统影响越强。类似地，通过数值仿真对该结论进行验证。基于控制变量思想，保持其余参数如图2设定状态，分别对W=10 以及h=3 时的系统演化进行仿真，得到图3a和图3b。

图3 跟随冲突收益对系统演化影响
Fig.3 Impact of conflict-following payoffs on system evolution

图3反映了跟随冲突收益相关参数对系统演化趋势的影响。图3a显示了W 增大到10时的系统演化趋势。此时，NF 策略的初始被选比率小于0.35时，系统就稳定在x=0 点。图3b 则显示了h 增大到3 时的系统演化趋势。此时，NF 策略的初始被选比率小于0.45 时，系统就稳定在x=0 点。而图2中，只有当NF 策略的初始被选比率小于0.25时，系统才稳定于x=0 点。这表明与图2相比，图3a和图3b 中系统更容易稳定于x=0 点，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明显增强，证明参数W 和h 对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有正向影响。即减少居民跟随冲突收益，消除花钱买稳定治理观念，能有效防控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

5.2 景区分红对系统演化影响

由可知，LL 是关于r 的减函数，即随村寨居民所得景区分红增加，跟随冲突羊群效应将减弱。保持其余参数如图2 状态，对r=7时系统演化进行仿真，得到图4。

图4 景区分红对系统演化影响
Fig.4 Impact of scenic area dividend distribution on system evolution

图4 反映了村寨居民所得分红r 提升到7 时的系统演化趋势。此时，NF 策略的初始被选比率小于0.15 时，系统就稳定在x=0 点。图2 中，只有当NF 策略的初始被选比率小于0.25 时，系统才稳定于x=0 点，表明村寨居民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得到了减弱。对于村寨居民而言，景区分红实则是其跟随冲突行为的机会成本。当景区分红较大时，居民跟随冲突行为的机会成本也将相应增加，进而弱化跟随冲突羊群效应影响。

5.3 跟随冲突负外部性对系统演化影响

村寨居民跟随冲突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可由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α反映。同理，将LL 对跟随冲突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α 求导，由可知，LL 是关于α的减函数。即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α增大，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减弱，系统越有可能稳定于不跟随冲突行为。保持其余参数如图2的设定状态，对α=4 时的系统演化进行仿真，得到图5。

图5 跟随冲突负外部性对系统演化影响
Fig.5 Impact of th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conflictfollowing behavior on system evolution

图5 反映了跟随冲突行为造成经济损失α提升到4时的系统演化趋势。对比图2和图5可发现，此时民族村寨景区S 中，系统稳定于不跟随冲突行为的阈值从0.25 下降到0.15，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减弱。

5.4 道德受胁对系统演化影响

村寨居民跟随冲突的道德受胁，可由其跟随冲突而产生的愧疚感δ 反映。将LL 对δ 求导可得，故LL 是关于δ 的减函数。即δ越大，居民跟随冲突羊群效应的影响越弱。类似地，对δ=3.5 时的系统演化进行仿真，得到图6。

图6 道德受胁对系统演化影响
Fig.6 Impact of moral threat perception on system evolution

由图6可知，保持其余参数如图2不变，将δ 提升到3.5。此时，景区S 中选择不跟随冲突行为的初始比例小于0.15，系统才稳定于x=0 。相比图2中，初始比例小于0.25，系统就稳定于x=0，道德受胁造成的居民跟随冲突愧疚感提升，会降低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影响。

5.5 群体规范对系统演化影响

居民不跟随冲突时所受的群体规范压力，可由其不跟随冲突所受声誉损失g 反映。将LL 对g 求导可得，故LL 是关于g 的减函数。即g 越大，居民跟随冲突羊群效应的影响越强。对g=3 时的系统演化进行仿真，得到图7。

图7 群体规范对系统演化影响
Fig.7 Impact of group norms on system evolution

图7中，将g 提升到3时，系统稳定于不跟随冲突行为的阈值从图2中的0.25上升到了0.35。表明景区S 中，社区群体规范会增强居民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影响。民族村寨的熟人社会特征和义气文化观念，让民族村寨社区存在较强的群体规范压力，使不跟随冲突的居民遭受其他居民谴责，进而损失个人声誉。因此，这种因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和文化习俗特点而形成的群体规范压力会迫使部分村寨居民跟随冲突，强化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

5.6 政府处罚对系统演化影响

地方政府对恶性社会冲突参与者管理处罚的效用主要由处罚力度f 和处罚概率p 决定。其中，处罚力度反映了地方政府对恶性社会冲突危害的重视程度，处罚概率则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执法能力。分别将LL 对f 和p 求导可得：，故LL 是关于f 和p 的减函数。即随着地方政府对跟随冲突居民的处罚力度f 和处罚概率p 提升，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影响将减弱。

保持图2参数设定，分别对f=6 以及p=0.9 时的系统演化进行仿真，得到图8a和图8b。

图8 政府处罚对系统演化影响
Fig.8 Impact of government punishment on system evolution

图8反映了政府处罚相关参数对系统演化的影响。其中，图8a显示了f 增大到6时的系统演化趋势，NF 策略的初始被选比率小于0.15时，系统就稳定在x=0 点。图8b 则显示了p 增大到0.9 时的系统演化趋势。同样地，NF 策略的初始被选比率小于0.15 时，系统就稳定在x=0 点。而图2 中，只有当NF 策略的初始被选比率小于0.25 时，系统才稳定于x=0 点。表明在图8a 和图8b 中，系统更容易稳定于x=0 点，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减弱，证明了参数f 和p 对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有负向影响。现实中，民族村寨地区基层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常存在法不责众现象，同时，其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也使执法预算和人员等存在一定局限。故民族地区政府基层在对群体性社会冲突进行处罚时，冲突主体实际所受处罚概率往往较低，进而增强居民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影响。

6 结论与讨论

6.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民族村寨景区具有空间相对封闭性及熟人社会特点，羊群效应在民族村寨社区中广泛存在，且会增强居民跟随景社冲突行为。基于羊群效应理论和随机博弈模型，本文深入分析羊群效应对居民跟随冲突行为的影响机制与过程，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当羊群效应影响较弱时，博弈系统仅存唯一稳定状态。通过强化道德教育、加大惩罚力度等能有效抑制居民跟随冲突行为，呼应了现有研究。而当羊群效应较强时，博弈系统呈现多重稳定状态，冲突治理变得复杂。现实中，民族村寨社区的熟人社会，强关系网络及重义气和爱面子等文化特点，将强化羊群效应对居民决策的影响，这解释了为何民族村寨景区比其他景区更易出现居民模仿跟随冲突现象。

其次，居民的冲突收益以及冲突负外部性等，是影响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的结构性因素。由于冲突行为的竞争优势和相关部门花钱买稳定观念，居民从冲突中获得更多收益。同时，受分红模式限制，居民对景区冲突负外部性的感知具有滞后性。居民与村寨间存在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的矛盾，弱化了冲突负外部性的“抑制阀”作用，在结构上强化了居民跟随景社冲突行为羊群效应的影响。

再次，民族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交织，增加了民族地区群体行为治理的复杂性。与此同时，基层政府在应对冲突时，常面临“宽松管理”的压力，导致执法力度相对宽松，执行效率受到一定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违规行为的预期成本，进而提高了居民在特定情境下参与或跟随群体冲突行为的可能性。

最后，民族村寨多具重义气和平均主义文化，降低了跟随冲突带来的德道受胁程度。此外，村寨居民间存在极强群体规范压力，若不跟随冲突容易被贴上不重义气、胆小怕事等负面标签，进而强化了居民跟随景社冲突行为羊群效应。

本文理论贡献在于：首先，聚焦民族村寨景区居民的跟随冲突行为决策，将行为经济学中的羊群效应理论引入旅游研究，探讨其在冲突防治中的关键作用，拓宽旅游冲突研究视角；其次，基于种群演化动力角度，构建反映民族村寨景社冲突羊群效应的随机博弈模型，探索性地构建民族村寨景社冲突模仿跟随模型，从方法运用和理论构建层面对民族旅游冲突研究进行了补充；最后，通过数值仿真和控制变量法，对影响居民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的因素及机制进行详细分析与阐释，并得到丰富现有研究的结论。

6.2 管理启示

羊群效应对民族村寨景社冲突的发展与扩散有重要影响，民族村寨景社冲突的防治，既需管理冲突源，还需降低冲突中的羊群效应。

1）推进社区增权，优化资本嵌入。稳定条件G3显示，由于羊群效应，居民跟随景社冲突行为的决策系统常处于多重稳定状态，博弈结果受系统初始状态影响。当跟随冲突行为的初始概率高于某一阈值时，羊群效应会加剧居民跟随冲突行为。为此，降低居民跟随冲突行为的偏好，是减弱跟随景社冲突羊群效应的关键。

在冲突源方面，景村融合过程中外来资本无序涌入，是引发景社冲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资本的无序涌入打破了村寨的社会生产及空间结构，让居民与景区企业间埋下争夺资源的结构性冲突隐患。另一方面，资本的强势性削弱了居民权力，形成了村寨居民与外来资本间的权力不对称。权力弱势方（村寨居民）倾向采取跟随冲突行为、发动抗议游行等激进手段与强势方（景区企业）进行权力争夺。对此，可通过建立合作社和居民入股等方式，实现外来资本的在地化嵌入，缓解资源竞争，从根本上预防冲突。同时，推进社区增权，实现居民与景区企业的权力对称。但需注意增权程度，避免造成新的权力失衡和对立，如何平衡有效增权和适度增权是关键所在。

2）优化基层治理目标，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由可知，跟随冲突收益和景区分红比例对跟随景社冲突羊群效应分别有强化和弱化作用。

现实中，民族地区基层政府为避免麻烦，应付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会采取捂被子、不出事治理逻辑，通过花钱买稳定、让步求稳定方式处理群体冲突。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暂时化解了问题，却强化了“闹事有利”观念，增加了居民从冲突行为中获得的利益。为改变这一现象，地方政府和基层应摒弃此类短视治理模式，转而关注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避免单纯依赖经济补贴或政策让步来暂缓冲突。上级政府也应完善考核机制，不应仅以短期稳定为标准，还应考虑地方治理制度的建立及居民对管理政策的评价，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重结果轻过程、重投入轻制度治理方式。

3）提升居民教育水平，构建信息透明制度。由可知，跟随景社冲突羊群效应是关于跟随冲突负外部性的减函数。增强居民对冲突行为的负外部性感知，能有效减弱跟随景社冲突羊群效应。

冲突行为的负外部性是阻止冲突扩散的重要“抑制阀”。然而，受居民短视心理及收益分配不透明影响，民族村寨居民的冲突负外部性感知常具滞后性，减弱了负外部性的“抑制阀”作用。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更容易表现出短视和非理性行为[41]。当前民族村寨中，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容易忽视冲突行为的长期危害。因此，需提高教育水平，减少短视心理，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此外，建立透明的景区收益、游客流量、分红情况公开制度，让居民及时了解冲突对景区运营和收入的负面影响，从而减少居民对冲突负外部性的滞后感知。

4）扩大外部交流，强化价值引导。由可知，增强居民跟随冲突的道德愧疚感，降低居民所受群体规范压力，能有效降低民族村寨景区中跟随景社冲突羊群效应。

受义气文化影响，群体文化价值规范将对不跟随冲突的居民施加巨大压力，甚至被贴上不重义气、胆小怕事标签。这种显极端化的群体规范压力提升了不跟随景社冲突行为的成本，促进了跟随景社冲突羊群效应。已有研究指出，群体的相对封闭性与个体的信息不对称会增强群体规范程度。为此，管理者可通过搭建面向游客的地方特产售卖平台、鼓励居民接待游客等方式，促进居民与游客的交流互动，降低民族村寨相对封闭性与信息不对称程度。并通过宣传教育，帮助民族村寨居民转换“只重义气，不管对错”观念，提升居民是非观念和个人判断力，减弱跟随景社冲突羊群效应。

5）增强法治教育，丰富执法手段。由<0、<0 可知，提升政府基层对跟随冲突行为的惩罚力度，减少法不责众现象，能降低跟随景社冲突羊群效应。

法不责众现象主要由两方面引发：一是法律意识淡薄，民族村寨地区通常较偏远，教育资源匮乏，村寨自治和熟人社会特征较强，导致习惯与法律冲突时，情理往往优先于法理；二是执法成本较高，由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方政府因执法预算、工具和人员不足，面对大规模冲突时会倾向降低惩罚力度。为此，村寨基层应定期开展普法教育，利用案例讲解和版画展示，生动普及法律知识，帮助居民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同时，发挥村寨精英带动作用，实施二次普法教育，逐步形成村寨的法治氛围。此外，地方政府也应加大基层执法建设，增强执法工具和人员配备。设立常态化的景社冲突督导机制，结合同伴监督与领袖引导等方式，提升冲突监管和惩罚效率，减弱跟随冲突的羊群效应。

6.3 不足与展望

限于首次尝试从居民视角分析民族村寨景社冲突羊群效应的微观机理，研究依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并存在以下3 点不足。首先，为凸显研究重点，本文主要结合数值仿真分析和控制变量法，对跟随冲突行为羊群效应影响因素进行独立的单维分析。但现实情境下，这些影响因素很难单独存在，而是多因素相互交织的。其次，为反映现实问题，主要对民族村寨景社冲突的羊群效应进行了分析。事实上，旅游冲突通常涉及多主体和多类型的情境，不同冲突主体和类型可能会影响羊群效应的作用机制。但需注意，本文主要关注居民跟随冲突行为的羊群效应而非冲突本身。故在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未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居民跟随冲突羊群效应的核心机理具有稳定性。最后，本文遵循从实践（调研访谈）到理论（模型构建）的研究思路，对民族村寨景社冲突羊群效应的机理和机制进行深入分析。但限于文章篇幅和研究工具的边界，并未进一步通过实践案例对所得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后续将在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多元回归、系统动力学分析等方法，在多因素交织情境下，分析景社冲突羊群效应的影响因素，并对本研究所得结论进行计量验证。同时，通过多案例研究，总结不同主体和类型的旅游冲突特点与差异，优化理论模型，并通过案例归纳、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探究理论模型的适用边界，对理论模型和管理建议进行实证检验，让研究从理论回归实践。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5年第8期，脚注、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 || 周小芳

责任校对 || 郑 果

技术编辑 || 梁琼妹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封面图片 ||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公共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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