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休闲社会下旅游行业对人口趋势的响应

1.总人口下滑带来政策滞后问题

当前总人口呈下滑趋势，但现有的诸多关联政策，如农田保护、生态红线、建筑设计等，仍基于“人口增长至18亿”的短缺经济假设制定，存在明显滞后性。例如现行政策限制独栋住宅建设，却与当下高层建筑滞销、消防安全、民众追求改善居住质量的需求相悖。应联合跨领域专家，推动与旅游产品供给相关的过时政策优化调整，破除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与法律障碍。

2.老龄化与长龄化催生新的旅游需求

未来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或将达50%，人均预期寿命近80岁，女性将超85岁，也就意味着人在退休后至失能前约19年可参与旅游，来提升其生命质量。若叠加人工智能、医疗技术发展，这一周期可能延长至40年。因此其退休后可旅游周期或将从当前的19年增至40年甚至更久，即便退休年龄可能会逐步延长至65岁乃至70岁，老年人也仍有30年左右的退休时间可参与旅游。目前我国老龄化人口即将突破4亿，未来还将增至5亿、6亿，这类群体的退休金消费大概率会集中投向旅游领域。在这一背景下，建议摒弃“银发经济”概念，使用“长龄经济”概念。基于此，在“十五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亟需重点开展适老化旅游产品、旅游线路、旅游设施及旅游生活方式的研究，以匹配这一庞大群体的消费需求。

3.人口沿海化与乡村空心化的资源配置矛盾

人口向长三角、大湾区等沿海区域集中，而自然资源部以县为单位调整基本农田的政策，与人口流动规律脱节。建议“十五五”规划结合人口沿海化与乡村空心化的实际趋势，调整全国基本农田与旅游用地指标。明确沿海人口集中区域应减少基本农田规划，增加建设用地与度假区用地指标，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布局在人口密集区——毕竟提升民众生活质量、保障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是初心所在。另外乡村空心化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乡村振兴就是一句空话，应放开乡村宅基地市场交易，发展乡村居住旅游，通过“乡村绅士化”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助力乡村振兴，同时也可解决农民务工人员规模性返乡引起的政策焦虑。

4.人工智能引发失业，旅游需承担“乐业”功能

人工智能将导致大规模失业，作为休闲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行业应保持更多的就业机会，控制机器人替代人工的比例，掌握好其中的度。当前一些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存在合成谬误，单一政策看似合理，但多项政策组合实施后，却引发了大面积失业问题。此前农业农村部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聚焦防止农民大规模返乡的议题，而我认为农业农村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农民返乡的核心原因并非农业领域自身问题，而是城市相关部门频繁出台的政策叠加所致，动辄造成十几万、上百万人口失业，最终导致农民被迫返乡。农民返乡后面临无活可干、无钱可赚的困境，这一进程具有不可逆性，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始终主张，若某部门出台的文件导致10万人以上失业，该部门负责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公共资源的配置必须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维护社会稳定、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为根本原则，避免政策失衡引发连锁反应。

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未来，要引入“乐业”理念，即让人快乐的行业未必要通过就业，未来很多人都不需要就业了，那么就需要通过旅游这样的休闲产业让大家乐业，让民众通过休闲活动获得精神满足，这样社会才会更加稳定。

此外，伴随技术发展，可推动旅游与医学结合，成立疗愈旅游分会，打造适配不同体质的疗愈目的地，结合气象、气候指标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二、公共资源可进入性与政策取向一致性问题

1.自然保护地应保障国民可进入性

公共资源的配置必须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维护社会稳定、提升民众幸福感为核心。我们党始终坚持执政为民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其首要是保障民众的身心健康，也正因如此，我对自然资源部的相关政策存在异议。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仅要求核心保护区比例达到总面积三分之一即可，但是在国家标准《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技术规范GB/T39736-2020》中，明确规定核心保护区的面积一般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50%以上。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首批国家公园和许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面积普遍超过保护区总面积的1/2，像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占比约为51.6%，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占比67.2%、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占比约为54.6%，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占比约为54.6%，武夷山国家公园占比约为55.2%。在出现种种矛盾的地区即使允许局部调整，相关政策也要求核心区保护面积“原则上不得缩小”，这一要求并不符合科学，核心保护区域的划定应遵循实际需求，该保护的严格保护，可开放的合理开放，无需划定过大的禁入范围。其他国家的比例规定可以参考，他们很多国家公园人类禁止进入的面积比例一般都小于三分之一。

当前我国面临老龄化、长龄化加剧等问题，且抑郁症群体已近1亿，让这类群体走进自然保护区，与野生动物接触，能起到疗愈的效果，减少极端事件的发生。所以，自然保护地应当保障国民的可进入性，一味禁止民众进入是违背人性的，保护野生动物与保护民众权益本应兼顾，二者不可偏废。

2.文物与风景区需在保护中创新建设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物和风景区是建设出来的，不是保护出来的。如今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为古代人通过建设所留下的成果，而当下的文物一旦被列入保护名录，便面临诸多严苛限制，如禁止通电、使用明火，也无法开发民宿等业态，这类规定既不符合科学原则，也与实际需求脱节。好在目前不少地区的文旅局长同时兼任文物局长，这一观点正逐渐被相关部门理解，但从业者仍因担心违规面临长期风险而不敢尝试突破。事实上，我们应当考虑为后人留下新的文化遗产，当下的建设成果应成为未来的遗产。因此，文物区与风景区的发展，需结合未来社会需求，打造兼具度假、休闲、疗愈等现代功能的建筑。关键并非讨论“能否建设”，而是思考“如何建设”——要思考怎样打造出美观、契合地域特色的建筑，而非简单地禁止建设与使用。这种一味禁限的做法，也违背了公共资源应具备可进入性的基本原则。

3.破除部门利益，推动宅基地市场化与政策协同

当前乡村空心化已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农村发展受阻的同时，还限制外部人员到农村建房，近期一些文件甚至提出“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这一规定与中国传统不符。历史上部级、厅局级等领导退休后需“致仕还乡”，这样既避免干扰对其后任施政产生过多影响，返乡后也能凭借自身的社会资源和人脉网络带动乡村发展。如今乡村人口流失严重，若能推动官员、企业家、学者等群体参与“乡村绅士化”进程，不限定回归原籍，而是选择适宜的村庄定居发展，才能切实助力乡村振兴。

以云南为例，华侨城等企业在当地乡村文旅项目发展遇困，部分原因正是农村土地入市的限制。尽管《土地管理法》已明确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入市，但受部门利益掣肘，土地市场流通始终未能真正落地。若仅允许土地租赁，社会资本便缺乏投入动力，乡村振兴与度假旅游发展都会受限于此。因此，建议从乡村第二住宅开征房地产税，放开土地购买权限，吸引资本投入乡村。

政策制定需保持取向一致性，避免各类政策文件相互冲突。基于此，我们还应正视两个问题：一是应理性研究高尔夫度假产业，摒弃对其的妖魔化认知。我国14亿人口仅有335个高尔夫球场，而日本1亿多人口，在用地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却有三千多个高尔夫球场，可见该产业在我国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高尔夫运动也应正常发展。二是会展对地方经济有较大的拉动作用，亟待大力培育，当前各类会议、论坛的举办面临诸多不合理限制，建议组织专家、人大代表和学者向有关部门开展专项研究并建言。

三、“十五五”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广深拓展

1.强化文学艺术对旅游目的地的塑造作用

需强化文学、艺术、音乐及体育等文化形式对旅游目的地的塑造功能。参照刀郎演唱会显著拉动内需的例子，苏超这类体育赛事也不应单纯归为体育范畴，而应视作文体旅融合的旅游项目，这样其对目的地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此外，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对文学景观的研究颇具参考意义，像《岳阳楼记》、鲁迅的作品等入选中学课本的文学内容所塑造的景观，以及与新的文学艺术创作融合的景观，都可进一步为旅游目的地赋能。

过去文旅行业过于侧重商业运营，忽视了艺术的赋能作用。实际上，文学和艺术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无需高额成本便可具有强大的情绪引导作用，催生游客的情绪消费，一句“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便能吸引大量游客前往相关目的地，便是最好的例证。而济南的青年在一支树花出墙的地方绘制少女图案，引来大量好奇的游客，当地反却将其清除，这种做法实属不妥，这就是没有认识到文学艺术所营造的场景价值。

2.保护纸质图书并推动文旅数字化融合

随着电子阅读的普及，纸质图书的关注度持续下降，我近期投身游历图书馆建设工作，也愈发意识到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当下互联网与AI技术虽带来诸多便利，却存在生成虚假信息、数据的“幻觉”等问题。为此，我建议由国家出资推动中国游历文化的数字化进程，并搭建相关垂直大模型，确保人工智能语境下中国文化的真实呈现。此外，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仍以英语为主要传播媒介，中文媒介处于弱势地位，要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需完成中文古代文献的全面数字化，另一方面可借助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推动中文内容向英语等语种转化，以此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而做好这一切的基础，是先筑牢纸质图书保护的根基。近期发现一名北大老教授的珍贵古籍、收藏，因缺乏妥善存放空间，在其离世后被子女当作废品变卖，这一现象令人惋惜。为此，我们正与北大图书馆专业的老师商议，建议海淀区利用圆明园旧址，打造纸质图书保护中心，由文旅部门统筹捐赠书籍。这里既可以成为旧书保护的核心阵地，也能依托馆藏资源搭建垂直大模型的基础数据中心，甚至打造成为网红文旅打卡点。

对比日本东京神保町，即便地价高昂，仍有上百个正规的旧书店、古本屋供读者交流交换；而北京作为首都，虽有大量文物建筑腾退空间，却仅在潘家园等地摊市场存在零散的旧书交易，缺乏市中心的正规旧书交换市场。因此，纸质图书的保护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求，更可与旅游开发结合，实现文化保护与旅游利用的双赢。

3.活化利用古道遗产，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随着高速公路的普及，许多依山而建、蜿蜒盘旋的古道逐渐被废弃，实则这些旧公路及其附近的古道具备打造汽车越野旅游和徒步旅行的独特价值。因此，旅游部门需主动联动交通部门与文物部门，共同挖掘古道的文旅潜力，让闲置的古道遗产重新发挥作用。

当前旅游市场中，除自驾游外，徒步旅游的热度正持续上升。过去古蜀道、茶马古道等知名古道，多是外国背包客的青睐之地；而如今中国人的旅游需求愈发多元，江西武功山的火爆便印证了徒步旅游的巨大市场。不过单纯的自然风光观赏已难以满足游客需求，必须融入文化内涵才能提升体验价值。这些古道本身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古代文人墨客曾沿着古道创作了大量诗词和摩崖石刻作品，这些文化印记正是古道最珍贵的附加值，应充分挖掘并呈现给游客。

4.加强旅游人才储备的院校专业建设

当前文旅人才培养面临严峻现状，这两年文旅相关专业本科招生情况不佳，很多高校取消了相关专业。文旅产业作为我国支柱性产业，教育领域应通过计划性布局，为文旅产业筑牢人才根基。虽不必维持过去600所高校开设相关本科专业的规模，但也应制定明确的人才培养计划——至少保障至少5所985高校保留相关本科专业，同时选取100所像三明学院这样层次的院校，持续培养基础文旅人才。要推动这一问题解决，不能仅停留在反映现状，必须采取实际行动，通过多种有效方式推动文化和旅游部与教育部深化对接，切实落实文旅人才的培养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