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数据融合的古镇旅游商业化及其景观冲突效应

——以大理古城为例

张大钊¹， 李显正²， 赵振斌³， 李洋洋³， 李小永⁴， 王源³

0 引言

随着消费文化的转型与消费水平的持续升级，古镇凭借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地方性生活体验，逐渐成为旅游消费的新热点[1]。这为当地带来了丰富的商业机遇，从而推动旅游商业日趋繁荣。在旅游商业发展驱动下，商业用地逐渐扩张、当地居民外迁、旅游服务店铺数量增加以及店铺功能改变，古镇逐渐从以居住为主的日常生活空间，演变为游客和居民共同活动的“古镇-景区”交融空间，这使得当地居民生活空间与面向游客的旅游景观和消费场地共存[2-3]。然而，由于旅游地空间资源有限，当居民与其他使用群体共同在场并对空间展开竞争性使用时，景观便成为冲突发生的场所[4]。如2024年7 月，西班牙巴塞罗那因酒店与度假村等旅游接待设施过度挤占本地社区空间，引发了居民的激烈抗议①。

旅游商业化既是旅游地特定商业现象的集中体现，也是推动空间转变的一种方式，自身并无好坏之分，适度的商业化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受市场盲目性的影响，古镇旅游商业发展往往陷入过度商业化的困境[5-7]。这不仅降低了游客体验质量，也破坏了原有的建筑风貌以及平衡有序的生活环境，而且当产生的景观结果不被居民认可时，便会引发其反对与不满，进而导致景观冲突[8]。景观冲突频繁发生不仅会造成旅游地社会不稳定，还会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压力，导致满意度下降、情绪衰竭、紧张等负面反应，最终削弱其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意愿[9-10]。因此，预防、调解和管理旅游地景观冲突至关重要，这一目标的实现需以景观冲突识别为基础，并通过针对性的社区治理，以减少居民对旅游商业发展的抵制。

景观作为由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镶嵌构成的异质区域，是物质实体与象征意义的复合载体，兼具美学、历史文化、生计支撑与社会交往等多重价值[11]。虽然现有研究认识到旅游商业化可能使居民因文化变迁、社会压力、环境退化、利益分配不公等产生负面体验、观念对立或行为对抗，但这些研究多从景观的物质形态出发对旅游商业化及其影响进行测度，忽视了居民与“关系空间”的互动过程，以及其中所生成的地方意义与情感联结[12]。研究方法上，旅游商业化研究以物质空间的定量分析或社会空间的质性探讨为主，缺乏将景观的客观属性与主体感知相结合的综合定量评价，因而难以全面揭示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空间关系。在研究数据上，当前研究以调研数据和统计数据为主，难以准确刻画旅游商业活动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而街景图像作为一种兼具空间与属性特征的新型大数据，为研究旅游商业空间分布及其景观效应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

旅游商业化通过景观的构建与创造将游客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力与购买力，当商业化的景观生产与消费和居民的利益、目标或价值不相容时，居民会将其视为对已有景观结构和环境氛围的威胁，进而产生景观冲突[13]。冲突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体现为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因不相容的主张所导致的敌对态度或行为[14]。而社会互动的发生又受到空间环境的影响，空间环境的组成和布局直接影响社会互动的频率、持续时间、舒适度和集中度[15]。与此同时，相较于更广泛和更抽象的空间或地方概念，景观因其形象化和可触摸、可体验的特性，更适于作为旅游研究中的地理分析单元[16]。因此，旅游地景观冲突研究既能够反映个体与景观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状态，还可通过空间分析揭示影响冲突的空间要素，以及景观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权力协商与身份认同问题，也有助于管理部门识别冲突的时空特征，为空间规划与冲突治理提供依据。当前，关于景观冲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景观领域，如自然保护区的人与动物冲突[17]，而在旅游商业化背景下，关于景观冲突的特征识别、空间测度、评价方法与调控策略等方面研究仍存在方法和理论上的不足。

基于此，本研究以大理古城为例，采用街景图像、路网、遥感影像和访谈等多源数据，探讨旅游商业化影响下景观冲突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从居民视角评估旅游商业化引发的景观冲突，将技术数据与社区参与性数据相结合，强调地方利益、地方知识和社区参与在冲突治理中的重要性，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福祉。此外，区别于已有旅游冲突研究的经验主义范式，研究通过构建旅游地景观冲突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能够对社区冲突进行识别与预测。这拓展了地理学空间分析在认识旅游地社会文化现象中的作用，也为旅游地社区治理提供参考和依据，以促进古镇旅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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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1.1 旅游商业化与旅游商业化景观

景观以可感知、象征性方式将人与环境有机联结起来，并在空间实践中被赋予地方特性或个人意义[18]。旅游商业化通过景观生产扩展商业空间以产生旅游吸引力和满足游客需求，使旅游地逐渐成为以游客为主导的消费场所。Mitchell在1998年提出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模型中，根据游客数量与类型、居民态度以及不同群体驱动因素解释旅游商业化发展过程与机制，揭示了旅游商业化与乡村景观功能与体验变化的关系[19]。该模型表明，在居民景观保护、企业利润增长和管理部门促进经济发展等多重驱动力的相互作用下，旅游地的主导景观逐步由生产式乡村景观向遗产景观和休闲景观转变，从而带来景观破坏与真实性问题，并对居民重视的地方文化和社会结构造成威胁[20]。相应地，居民对旅游商业化的态度也由初期的积极支持转变为不满和反对[21]。

旅游商业化在政府、企业和游客等不同群体利益博弈驱动下，促使旅游地社会空间发生演化，在此过程中，地方景观在市场逻辑引导下被重构为旅游商业化景观[22-23]。旅游商业化景观即景观的物质和文化商品化，人们使用货币衡量地方景观的交换价值，并在旅游市场中出售、交易与消费，以获取利润、满足游客需求和实现地方经济增长[24-25]。Mitchell指出，商业化将旅游地空间转变为“消费景观”，并根据其消费功能将“消费景观”划分为遗产景观、休闲景观和精品景观等类型[7]。此时，景观不再是当地居民生活功能的设施以及地方文化的象征，而是转化为旅游市场上的旅游产品。这一转变在发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居民的就业、保护地方文化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因过度商业化带来了旅游地经济收入不平衡、景观原真性受损以及居民生活秩序被打乱等负面影响，进而引发居民对旅游商业化发展的抵制。因此，旅游商业化作为多元行动者的意义建构和社会文化过程，其所塑造的商业化景观也深刻受到多元行动者的消费理念、文化认同和价值观等社会文化要素的影响，成为文化经济最直接、最有力的地理表达[16]。这不仅体现了旅游地景观功能和象征意义的转变，也对空间内涵以及社会关系产生广泛影响，由此所产生的和谐、适应或矛盾等关系，共同构成了旅游地景观的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稳定性。

当前，旅游商业化研究主题包括旅游商业化的概念内涵、类型模式、演化特征、动力机制、综合效应和管理调控等方面，研究方法从原有的过程性描述分析，转向从景观格局演变、用地变化等角度考察旅游商业化水平及其空间格局。如黄睿等研究发现，旅游商业用地持续增长使传统乡村农业用地和聚落用地逐渐消亡[26]；黄珏等则指出，店铺类型、商品种类、经营者构成及其空间分布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商业效应，进而引发旅游地人口结构与空间格局的重构[27]。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旅游商业化的单向影响，或基于客观视角对其空间特征进行测度，往往忽略商业活动强度的影响，同时也未能深入探讨因景观竞争性使用所引发的社会冲突问题，对商业化景观背后多元行动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关注不足。

1.2 旅游商业化影响下的景观冲突

在旅游商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居民、旅游企业与游客等群体共同行动促进了旅游地新的商业景观、业态和模式不断涌现[28]。旅游地景观不再是空间封闭、受限和与地点相关的，而是具有流动性、复杂性和非地域性[16]。这意味着不同群体在景观相遇，当这些群体利益、目标或价值互不相容，从而产生心理上的或行为上的矛盾，就会引起景观冲突[29]。如有研究指出，旅游地居民因担心引进现代娱乐设施会破坏当地历史文化、加重交通拥堵，且损害地方独特性，故而予以抵制[7]。因此，旅游商业化影响下不同群体塑造和控制景观的努力可能导致群体间冲突，而居民关于景观占用、使用以及控制的不满与反对是以景观认同为基础的[30]。如Ford 等研究表明，景观认同会让居民高度重视森林景观，使得他们对伐木行为感到不满，并认为这类行为是不可接受的[31]。

景观认同源于主体与景观之间稳定且周期性的互动，互动过程中个体通过对景观的心理投入与反复接触，逐步构建起与景观的自我关联感和归属感[32]。景观认同作为一种描述主体与景观之间认知和情感联系强度的结构，由“人-景”互动中形成的景观记忆和景观期望共同构成，指导人们在不同景观中如何行动和能够做什么，从而创造身份的连续性[33]。其中，景观记忆指互动的过去，与一个景观相关的难忘或琐碎的互动记忆；景观期望则指景观塑造、限制、影响个体实践的潜力，即为身处其中的人提供开展相应行动的机会。传统地方景观是本土知识与生活方式的积淀与传承，其变化是局部的、渐进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融入现有的景观结构，以提供一种文化和社会的稳定性[13]。当景观在外界力量推动下快速变迁，使这种稳定性受到威胁，人们会对此变化持负面态度，可能会努力采取措施以消除威胁[34]。若旅游商业化破坏了根植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地方景观，使其所承载的居民的情感和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便会导致居民产生消极态度和采取反对行为[35]。因为居民普遍期望保留熟悉的乡村生活方式、紧密团结的社区和连续的景观[36]。不过，这还受社区资源分布、文化认同、生活经验和环境心理因素影响[37]。有研究指出，与景观情感联系越紧密的个人更有可能因景观变迁感受到威胁，并反对新景观的建设[35]。

旅游商业开发之后古镇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居民的生活空间，也是游览观光、商业贸易、休闲娱乐的空间，地方景观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和有争议，景观成为多元群体直接对话和冲突的场所[35]。当前冲突研究多聚焦个人心理层面或权力、资本、消费等因素，而对冲突的空间维度关注不足[4]。尽管已有研究利用土地利用偏好或景观价值探讨冲突的空间特征，但主要基于经验数据进行归纳推理，既缺乏对冲突发生可能性的评估与预测，也忽略了外部社会经济力量的空间作用，以及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间的相互影响[38]。研究数据上，传统现场调研的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大范围、精细化的空间评估需求，而当前在城市环境评价、城市地理和规划等领域广泛应用的街景大数据，则为探讨景观冲突的空间特征提供了可行且高效的数据支持。

2 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云南省大理古城为案例地，首先基于路网、街景图像等数据，设计了“街景-标牌-文字”的信息提取路径，以获取店铺的数量与类型信息，实现旅游商业化的空间测度。其次，通过构建景观冲突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以揭示大理古城景观冲突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制。

2.1 研究区概况

大理古城位于洱海之滨、苍山脚下，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如具有民族特色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建筑风格，以及大本曲、洞经古乐、本主信仰、三月街、绕三灵等民风民俗，如今已成为大理乃至云南的一张旅游名片。大理古城历史上曾是南诏、大理国等地方政权的都城，明、清时期则作为府治和县治的所在地。现存的古城始建于明洪武时期，虽几经修缮仍保持着明、清时期的规模和格局，建有东、南、西、北4 座城楼，连通着东西向、南北向的两条主大街，其间街道纵横交错将古城分割成若干街坊，各坊内又有多条宽窄不一的巷道，形成了古城层次分明、肌理丰富的街巷体系。古城功能多样且分区清晰，主要的商业区、公共场所、官方建筑集中在南北城门之间的街道，街道两旁保存着大量的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建筑，如五华楼、杜文秀帅府、文庙等，构成了古城的历史文化核心区。东部和北部主要为居民住宅区，兼有部分商业功能，分布着学校、农贸市场、医院等。

古城的旅游发展起步于20 世纪80 年代，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成为推动其旅游业爆发式增长的重要契机。随着杨丽萍、赵青等社会公众人物相继进驻古城，古城的知名度与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大量游客开始涌入，旅游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在此背景下，社会资本纷纷进入古城租地建房、圈地开发，修建大规模的接待服务设施。当地居民因出租房屋或土地、参与旅游接待提高了经济收入，社区基础设施也得到改善。但古城在受益于旅游商业发展的同时，传统景观的功能、布局、材料、营造技术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排斥现象日益显现，当地居民逐渐被隔离或边缘化，由此产生了诸多矛盾与冲突，使大理古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2.2 模型构建

人们在与景观的互动中，基于利益关联、价值认同与情感融入形成景观认同，这不仅将主体与景观紧密联结，还能成为其应对环境变化的心理资源[39]。当旅游商业化发展与社区利益不相容，导致已有景观受到威胁时，居民为保护其所认同的景观便可能引发景观冲突[40]。冲突的程度则取决于景观被认为受到威胁的大小，这需要将旅游商业化影响程度与景观对居民的重要性、价值或意义综合考虑[41]。从地理学视角看，景观是由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镶嵌而成的异质区域，当土地利用方式之间存在不相容的利益则可能会发生景观冲突，而不相容的利益来自土地利用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外部效应[42]。因此，可以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对旅游地景观冲突进行识别。

旅游商业化作为一种高度依赖土地资源的空间实践，其直接表现为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并可能由此干扰旅游地的自然环境与居民惯常的生活空间[43]。这种干扰程度可被理解为旅游商业用地对其他土地利用方式产生影响的能力，且该影响通常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衰减[44]。但景观并非只是客观的物质载体，还承载并表达了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土地与生活的整体认知，与使用者的信仰、价值观、动机及文化背景密切相关[45]。因此，居民与景观之间的联结越紧密，对旅游商业化所带来的干扰就越敏感，也越倾向于采取保护性行动以维护其景观认同[46]。易感性（susceptibility）这一概念源于医学领域，用于描述个体易受外界影响、伤害或感染的敏感状态，后在心理学与传播学中被引申为个体面对外部刺激时的心理倾向[47]。本研究引入易感性用以衡量居民对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受旅游商服用地影响的主观评价，以揭示居民与景观之间的情感、意义和偏好。

研究结合旅游商业化影响程度和土地利用易感性构建了景观冲突指数（landscape conflict index，LCI），根据变量间组合关系可以将景观冲突程度划分为低冲突（低商业化影响×低易感性）、中冲突（低商业化影响×高易感性与高商业化影响×低易感性）和高冲突（高商业化影响×高易感性）3 种类型（图1）。这一模型表明，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影响力会强于其他区域，强影响力会带来更大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因距离衰减其影响力对邻近的土地利用会更显著。同时，不同类型土地利用对旅游商业开发的响应存在明显差异，具有高易感性的土地利用更容易受到旅游商业化的影响，增加了发生景观冲突的可能性。

图1 旅游地景观冲突指数模型
Fig.1 Landscape conflict index model for tourism destinations

2.3 数据获取与处理

2.3.1 数据来源

1）街景图像数据

街景图像由地图服务商通过配备专业摄像设备的“街景车”沿道路网络系统采集生成，具有覆盖密度高、空间精度高、真实度高等特征。这些图像不仅清晰呈现了街道的物质空间构成，也承载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属性信息。其中，店铺标牌这一语言景观作为街景图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包含的文字信息可提供详实的景观属性信息，使得研究者能够通过识别街景图像中的店铺标牌文字来准确统计店铺数量和类型[48]。本研究通过编写Python脚本调用百度地图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以采集大理古城的街景图像数据，并对店铺数量与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图2）。

图2 街景图像数据获取与处理流程
Fig.2 Street view imag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针对大理古城部分街道店铺开间狭小、分布密集的特点，为尽可能完整获取街景图像中的标牌信息，本研究采用百度全景坐标拾取系统进行坐标点爬取。通过系统内预设的不等距步长作为取样点间距，共获取3111 个采样点并记录其经纬度信息。基于上述采样点，通过Python脚本依次读取坐标数据并下载图像，共计获得了有效街景图像12 444幅，图像尺寸统一为1024×512像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借助百度EasyDL平台中的深度学习算法训练出街景图像标牌检测模型，该模型性能良好，具有83.6%的精确率和73.1%的召回率，平均精度均值（mean average precision，mAP）为80.6%。应用该模型对全部街景图像进行筛选，最终获得包含店铺标牌信息的街景图像5255张。同时，为进一步提取标牌信息，采用U2-Net对街景图像中店铺标牌与背景进行分割。最后，通过编写Python代码调用百度智能云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接口，批量识别标牌文字信息，并将识别结果与对应采样点空间坐标关联，从而获取店铺的空间位置。经过系统的数据清洗、去重与整理，最终识别出26 292个字符，共3259家店铺。

2）半结构化访谈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旅游商业化对古城影响的相关数据，研究团队分别于2021 年5月与2022 年6 月在大理古城开展了预调研与正式调研。访谈对象涵盖当地居民、管理人员及旅游企业人员，主要关注居民生产生活情况、旅游发展现状、景区管理现状、景观使用和土地利用情况等。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旅游商业化现象对您生活有哪些负面影响？”“您觉得旅游商业区与居民日常生活区域是否应保持一定的距离？若是，多远的距离合适？”土地利用易感性则通过询问受访者不同用地类型易受旅游开发影响的程度，并在0～10的范围内进行评分，分值越高表示易感性越高。访谈过程中，研究团队将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地图作为辅助工具向受访者展示，为其提供空间参考。

在正式调研阶段，研究团队于大理古城不同区域采用方便抽样法共访谈居民30人。其中，汉族22人，占比73.33%，白族8 人，占比26.67%；年龄结构以45岁及以上为主，共22人（73.33%）；居住时长方面，27 人（90.00%）在古城居住超过5 年；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学历者19 人（63.33%）；月收入水平集中在5000 元以下；职业分布上，个体经营者与公司职员的比例较高，合计19人（63.33%）。

3）遥感与路网数据

本研究借助谷歌卫星2020 年大理古城的遥感影像，用于判断土地利用类型以及在实地调研时进行辅助识别。目前，以旅游业为主导的古镇的土地利用分类尚不完善，也暂无统一的标准，在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2018）等相关国家标准以及现有研究[49]，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研究将大理古城土地利用方式分为住宅用地、工业用地、教育用地、医疗用地、公用设施用地、集贸市场用地、水域、公共绿地、特殊用地、名胜古迹与旅游商服用地。其中，旅游商服用地指直接接待游客的餐饮、住宿、娱乐、购物等复合型商业建设用地。

道路网络数据集来源于OpenStreetMap，该平台作为开放式的全球街道地图数据库，允许用户依据开放许可协议自由使用与编辑数据。与传统测绘数据相比，其具有更强的实时性与可获取性。本研究在该平台中获取了大理古城范围内的各级道路数据，用于建立采集街景图像的坐标点集以及空间制图。

2.3.2 研究方法

1）旅游商业化指数计算

已有研究指出，店铺数量是旅游商业化最直观和最直接的表现，可以根据主要面向游客、主要面向游客和居民及主要面向居民经营的店铺数量反映旅游商业化的程度[50]。本研究根据主要面向游客经营的店铺数量设计了旅游商业化指数（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index，TCI），计算方式如下：

本研究将古城内的街道划分为3429 条10m 长的线段，并将其作为衡量旅游商业化的基本单位，用于指标计算和制图可视化。对每一个基本单位i，以其中点为圆心，以d0 为半径的缓冲区内，共有店铺Si 家，主要面向游客经营的店铺Ti 家，主要面向游客和居民经营的店铺Hi 家，则该基本单位的旅游商业化指数值为TCIi。TCIi 的值大于等于0 且小于等于1，数值越大则说明该基本单位的旅游商业化程度越高。

2）土地利用易感性计算

旅游商业化景观最直接的表现为旅游商服用地的扩张与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51]。本研究根据遥感影像及相关规划图件资料，结合实地调查数据进行遥感解译，对大理古城中的用地类型进行了划分，并将受访者土地利用易感性的平均值作为易感性量化结果（表1）。其中，旅游商服用地作为影响源不参与评分，公共设施用地、住宅用地易感性评分较高，分别为6.25与5.96，表明当地居民认为这两类用地受旅游商业化干扰的程度较为显著。相比之下，水域、医疗用地以及公共绿地的评分较低，反映出这些用地类型对旅游商业化影响不敏感。

表1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易感性
Tab.1 Susceptibility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3）旅游地景观冲突指数计算

依据上述概念模型并参考耦合协调度的算法，本研究设计了旅游商业化影响下景观冲突的计算方法。

首先，本研究将大理古城划分为28 165个10m×10m 的网格，并将每个网格的中心作为衡量旅游商业化影响程度的基本单位，用于后续的指标计算和可视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对每一个基本单位i，搜索以d0 为半径的缓冲区内的旅游商业化指数值TCIj，进行反距离加权处理后求和，即为基本单位i 的商业化影响程度xi。其中，TCIj 为路段j 的旅游商业化指数值，dij 表示基本单位i与路段j中点之间的距离，d0 为搜索半径的大小。研究根据对居民的访谈和实地调研结果，将其设置为100 m。该公式具有如下特点：当搜索范围内街道的旅游商业化程度高且在空间上距离基本单位自身近时，该公式的结果值高，反之则低。

其次，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易感性赋予每一个基本单位i，从而得到每一个基本单位i的易感性yi，再将旅游商业化影响程度xi 与土地利用易感性yi 进行归一化。

最后，本研究参考耦合协调度算法的计算思路，设计了旅游地景观冲突指数[52]。如下所示：

LCIi 为基本单位i 的旅游地景观冲突指数，Ci与Ti 取值范围均大于等于0 且小于等于1，α 与β为待定系数。参考现有研究以及考虑xi 与yi 具有同等重要性，本研究取α= β =0.5。该指数具有如下性质：当xi 与yi 均为较大数值时，即街道的旅游商业化影响程度越高、居民易感性越高时，基本单位的景观冲突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4）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是在空间样点上叠加平滑核函数，形成一个整体平滑的曲面，各样点的贡献随距离增加而逐渐衰减[53]。核密度制图的优点是计算结果分布较平滑，能够产生较为可靠的密度估计结果。本研究在ArcGIS 10.2平台上，采用核密度分析工具进行密度制图。基于已有研究，通过多次实验同时结合本研究区域的比例尺大小，最终确定输出栅格的像元大小为10 m，栅格的搜索半径为100 m，用以生成核密度图[48]。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商业化空间测度

研究在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22）、《零售业态分类》（GB/T 18106—2021）、《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等相关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对古镇旅游地店铺类型的分类以及大理古城自身的商业特点，以店为单位，以经营特色为依据对大理古城的店铺进行分类[54]。研究发现，可以将大理古城3259家店铺划分为5种一级店铺、22种二级店铺（表2）。整体上，一级店铺的构成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旅游商品（34.52%）、餐饮（20.68%）、旅游服务（19.52%）、生活服务（18.41%）以及休闲娱乐（6.87%），对应店铺数量分别为1125家、674家、636家、600家及224家。其中，旅游商品类中各二级店铺的数量较为平均，地方特产（22.76%）、银器玉饰（18.67%）、民族服饰（17.69%）、现代服饰（17.24%）以及旅游纪念品（16.09%）均有180家以上的店铺。餐饮类以普通中式餐饮与风味小吃为主，分别占所有餐饮类店铺的49.11%与24.04%。旅游服务类以住宿服务（69.97%）为主。生活服务类以超市商店（30.33%）为主。休闲娱乐类以美容护理和酒吧咖啡厅为主，分别有123家、85家店铺，各自占比54.91%和37.95%。

表2 大理古城店铺类型划分
Tab.2 The store types of Dali Ancient City

注：一级店铺括号内容为店铺数量及其所占比例，二级店铺括号内容为店铺数量。

参考已有研究，并结合大理古城实际情况[6,50]，研究根据服务对象不同，将大理古城店铺分为主要面向游客经营的店铺（如地方特产、旅游纪念品、银器玉饰、酒吧咖啡厅等）、主要面向游客和居民经营的店铺（如超市商店、普通中式餐饮、饮料甜品等）以及主要面向居民经营的店铺（如药店诊所、电器五金、通讯服务等）3 类。其中，主要面向游客经营的店铺有2273 家，占比69.74%；主要面向游客和居民经营的店铺有568 家，占比17.43%；主要面向居民经营的店铺有418 家，占比12.83%。为了进一步对古城中不同街巷、不同区域的旅游商业化程度进行空间测度，研究计算了每个基本单位（10 m路段）的旅游商业化指数并进行了空间可视化。

如图3所示，大理古城店铺沿街道延伸，呈带状分布。从数值上来看，大部分旅游商业化指数值都大于等于0.67，说明旅游商业化整体程度较高。其中，复兴路南段与人民路因为具有高知名度旅游景点及较强的可达性，由此产生的大量旅游接待需求，形成了旅游商业化的高值区。次高值区主要位于古城东北部，这里因为游客流量相对较低，而且居民在此聚居，导致满足社区生活和游客消费的店铺混杂。低值区则分布于古城西北侧与东南侧的少部分街巷之中，以当地人居住为主，店铺主要提供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和服务。其他区域则是因为存在水库、绿地及军事管理区等具有封闭性、完整性的异质斑块，并不具有旅游商业功能。

图3 大理古城旅游商业化的空间特征
Fig.3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in Dali Ancient City

大理古城旅游商业化呈“集聚-分散”的空间格局，分布方向总体呈“西南-东北”向模式，表现出服务对象相似店铺集聚和不同服务对象店铺分散的特点，由此在不同区域形成了差异化的景观类型。服务对象相似店铺集聚包括主要面向游客经营的店铺集聚、主要面向居民经营的店铺集聚以及主要面向游客和居民经营的店铺集聚，并分别在古城不同区域形成休闲景观、本土景观和混合景观（表3）。此外，虽不同服务对象店铺在空间上呈分散布局，但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主要面向游客经营的店铺随主干道商业机会外溢，向支路进行拓展，推动旅游商业规模持续扩大。这使得以游客为服务对象的店铺向古城北部及东部区域延伸，逐渐在古城占据主导地位，相应地，主要面向居民经营店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本土景观逐步被休闲景观与混合景观所取代。正如Mitchell所指出的，“如果一个特定类别的企业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创造性破坏正在进行中。”[7]在大理古城，主要面向居民经营的店铺被边缘化的现象，正是旅游商业化“创造性破坏”效应的体现，其重构了古城原有的社会与空间结构。

表3 旅游商业化影响下大理古城的景观类型及其特征
Tab.3 Landscape categori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Dali Ancient C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3.2 旅游地景观冲突空间分异

在大理古城旅游商业化的演进过程中，其空间功能逐渐由以居住和传统商业为主导，转向以旅游消费为核心。这一转变不仅造成了旅游地内部景观的分异现象，也使得不同类型的景观冲突呈现出差异化的空间分布特征（图4）。西南部休闲景观的冲突主要沿街道多中心分布，在街道交汇节点向外围呈圈层式递减，东北部混合景观的冲突呈街区分布。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西南部有着南门、五华楼、杜文秀府等诸多历史遗址，占地面积和建筑体量大，一方面起到空间缓冲作用，另一方面管理部门进行保护和限制性开发，尽管旅游接待服务配套设施和商业布局不断增加，其相对稀疏的街巷肌理并无明显变化。东北部是居民长期生活的场所，有多条巷道与街道相连，且因靠近游客主要出入口而承载较高人流，大量住宅和院落等私有空间逐步转变为面向游客的商业空间。许多店铺为方便游客进出与提升展示效果，纷纷选择破墙开店以面向街道进行经营。这一行为增加了许多联系性街道，逐渐形成了相对密集的街道格局，从而使得旅游商业化影响产生叠加效应，景观冲突呈现出街区分布的特征。

图4 大理古城景观冲突的空间特征
Fig.4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conflicts in Dali Ancient City

总体来看，景观冲突指数高值区大多商业发达、旅游客流量大、主客交往频繁，且居民对住宅用地、教育用地等类型的土地利用易感性也相对较高。在旅游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些区域大量将原有本土景观改造为旅游商业与服务设施，或新建各类旅游景观。随着街道商业功能的持续丰富与旅游娱乐功能的显著增强，在改变古城景观价值与意义的同时，也改变了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长期协调发展所造就的安静闲适、怡然平和的生活方式。如古城西南部红龙井片区，因商业开发导致传统民居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酒吧、手工艺品店等旅游接待设施。该区域居民长期受噪音、油烟、异味等问题困扰，加之拥挤人流、占道经营与违规停车等问题，使其商业化影响程度和土地利用易感性均为高值，呈现高水平的景观冲突。人民路的大理四中周边因酒吧喧闹及不良风气对学生学习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曾引发居民多次投诉，同样形成景观冲突高值区。相比之下，护国路的大理一中虽教育用地易感性较高，但因受商业化影响较小，仅表现为中等程度冲突。在护国路与玉洱路西段、银苍路与平等路中段等区域，虽然居住用地易感性较高，但商业化影响相对有限，因此景观冲突程度中等。尽管古城公用设施用地易感性最高，不过因为所处区域商业化影响程度不高，总体上形成中等程度的景观冲突。如在护国路与叶榆路的交汇处所修建的停车场，因为车流人流汇集常常造成交通堵塞、空气和噪音污染，有着高土地利用易感性，但此处距旅游核心区有一定距离，商业化影响程度一般，于是形成景观冲突中值区。古城西北部、东南部、东北角区域，由于医疗用地、集贸市场用地、水域等用地类型的易感性较低，且偏离游客活动的中心地区和热点地区，而成为旅游商业发展相对边缘的区域，景观冲突程度较低。

综上，大理古城景观冲突因旅游商业化影响程度和土地利用易感性相互作用，在空间上呈现斑状分布，特别是古城西南部和东北部创造性破坏作用最为明显，使得传统格局和文化氛围的连续性被割裂造成景观失忆，街道拥堵、生活不便、环境污染等破坏了社会活动潜力造成景观限制，从而形成景观冲突的高值区。

3.3 旅游地景观冲突形成机制

大理古城集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环境、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多样的民族文化于一体，构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由此引发旅游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在此过程中，游客、企业、政府等群体在各自主导动机推动下，导致地方景观被创造性破坏，使景观在形式、功能与意义层面发生显著变化[55]。当前，古城景观的生产和消费以满足旅游消费需求为目标，而不是传统的、地方性的景观使用方式。这一转变对居民的景观认同形成不同程度冲击，最终导致旅游地景观冲突的产生及其空间分异格局的形成。

如图5 所示，大理古城吸引着众多以寻找怀旧和浪漫化体验为主导动机的游客，带动了旅游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这引起以追求经济利润为核心目标的企业积极响应，他们通过参与旅游文化项目、旅游地产开发及接待设施建设，成为推动旅游商业化的关键力量。政府一方面具有提高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拥有城市规划、土地出让等行政权力，遂在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主导动机下与企业合作。如在古城开发中引入外部资本、推动旅游地产发展以及引导商业空间布局等。在上述多元群体推动旅游商业发展前，大理古城内的人民路、复兴路等街道的经营业态主要服务本地居民。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大理旅游开发和政策支持力度增强，古城商业结构逐步转向旅游接待服务，复兴路、护国路和人民路成为核心商业区域。在这些街道，连锁餐饮、连锁纪念品店等不断涌现，许多传统民居被破墙拆瓦，并利用现代化的材料进行装修，破坏了古城原有的建筑风貌，使得本土景观逐渐被休闲景观所替代，居民的生活空间与文化空间持续受到挤压。这不仅使本土景观所承载的生活记忆被逐渐消解，也使得居民难以获得舒适的居住环境、生存空间以及社会支持。因此，居民既失去了与景观过去的联系，也失去了对景观提供稳定生活的期待，由此产生的景观失忆和景观限制引发了居民的不安、担忧与反对。当居民试图恢复他们过去与景观的联系或降低外界对景观的威胁时，便可能会引发冲突事件。

图5 旅游商业化影响下景观冲突的形成机制
Fig.5 Formation mechanism of landscape conflicts under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此外，因旅游商业化发展不均衡，以及受空间结构、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景观冲突存在空间分异。古城西南部因分布着多个历史和象征性建筑（如五华楼、南门楼等），也集中着构成古城棋盘式空间结构的主要街道（如复兴路、护国路等），加之对外交通便利增强了可进入性，现已发展为以休闲景观为主的旅游精品街区。随着这一区域消费空间的持续扩张以及大量游客涌入，居民的社会生活空间被压缩，引发强烈的不满与失落情绪，从而使该区域成为景观冲突的高值区。因旅游商业化影响的距离衰减效应，距离旅游核心区较远的西北部及偏远街巷仍较好地保留了本土景观与传统生活方式，因此景观冲突程度相对较低。不过对于东北部的混合景观，尽管整体商业化程度并非最高，但由于旅游商服用地与住宅用地混杂且联系紧密，旅游商服用地影响的空间叠加使其成为景观冲突的高值区。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旅游商业化在重构古镇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推动古镇景观变迁的同时，也因旅游开发与社区生活对古镇空间的共享和竞争，产生了景观冲突现象。研究以大理古城为案例地，运用多源数据与GIS 技术，对大理古城旅游商业化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景观冲突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大理古城旅游商业业态以旅游商品、餐饮及旅游服务类店铺为主，其旅游商业化程度空间分布不均，呈现显著的“集聚-分散”特征，即服务对象相似店铺集聚和不同服务对象店铺分异，进而导致景观类型出现分化。在古城中，主要面向游客经营的店铺沿西南部和东北部的主要街道呈带状分布，其中西南部商业化程度较高，形成休闲景观，东北部商业化程度较低，形成混合景观。主要面向居民经营的店铺则集中于西北部街巷，该区域旅游商业化程度低，以本土景观为主。此外，受异质斑块影响，古城内形成若干旅游商业盲区。

2）景观冲突的范围与强度主要取决于旅游商业化程度，并受旅游地空间结构、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等因素影响，使景观冲突呈现出差异化的空间特征。古城西南部休闲景观冲突集中在街道核心节点及周边重要发展地区，沿街道呈多中心圈层递减式分布；东北部混合景观冲突呈现街区分布，凸显出冲突空间叠加的特征；西北部本土景观的旅游商业化影响程度较低，景观冲突不显著。

3）旅游商业化在多元群体消费、增长、利润的主导动机驱动下，以创造性破坏的方式改变了古城景观的形式、功能与意义，导致居民景观记忆断裂与景观期望剥夺，从而引发不同程度的景观失忆与景观限制，形成大理古城的景观冲突及其空间格局。

4.2 讨论

大理古城旅游商业化程度空间分布不均导致景观类型出现显著分化，形成多种景观并存的格局。高商业化程度的西南部以创造性破坏的方式，将居民的生活空间转变为以休闲景观为主的商业消费空间。东北部商业化程度较高，同时也是居民聚居区域，形成休闲景观与本土景观交织的混合景观。这种景观未来是否会进一步演变为单一的休闲景观，将取决于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协商。由此可见，旅游商业化的结果并非预先设定，而是反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对发展导向的取舍，体现出旅游商业化、地方景观与多元群体之间互动是一个动态、复杂的时空过程。此外，与以往研究强调旅游商业化驱动下景观历时性变迁不同，本研究揭示了大理古城中不同景观类型在空间上并存的格局。这可能是因为大理古城面积较大，居民与游客的主要活动区域存在一定分隔，进而产生了景观次生演替。这在中国情境下验证了Mitchell 的观点，即旅游地可由多种景观类型共同构成，其演变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共存模式[7]。

旅游商业化将居民生产生活的场所转化为游客体验、占用和消费的特定场所。这并非源于当地情境的长期积累与发展，而是外部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介入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居民对商业开发项目是否适合当地景观的评价，直接影响其是否以保护地方或景观为目的，采取对抗性或抵制性的态度与行为。已有研究将这类旨在保护本土景观的社会冲突事件界定为“地方保护”，其目的在于降低负面土地利用方式与外界群体的不当影响[40]。本研究进一步揭示居民的景观失忆和景观限制是驱动其采取地方保护行为的关键因素。这一视角将研究重点从景观变化转移到居民如何解释景观变化，有助于深化对人与景观社会互动的认识。

已有研究常用邻避主义对景观冲突进行解释，将居民行为动机简单归为利己主义，这一观点受到诸多质疑[29]。事实上，居民对景观所受影响的担忧并不仅限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更涉及个人记忆、地方历史、文化审美与精神象征等多重维度。以古城公用设施用地为例，尽管其面积有限，却表现出高土地利用易感性。这表明多数居民认为此类用地对旅游商业开发极为敏感，即使他们并不直接居住在其周边。究其原因，旅游商业化对公用设施用地的侵占不仅导致居民的生活空间被压缩，更因居民对景观的认同与归属感，使其在失去土地使用权和主动权后产生强烈的权力丧失、被排斥和被剥夺的感觉。因此，公共空间在商业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自由与控制、社会多样性与社会排斥等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56]。

已有旅游冲突研究大多是对冲突成因、影响因素与演变过程等方面的经验性归纳，往往陷入碎片化事实的简单堆砌，这对识别和预测景观冲突帮助有限。同时，既有旅游商业化研究主要从客观维度分析店铺分布或商业用地格局，且多止步于空间可视化呈现，未能结合居民感知、情感与价值判断对旅游商业化的空间效应进行量化评估。本研究基于实证主义立场，通过构建景观冲突模型并实现空间可视化，从土地利用方式的角度回答了旅游商业化如何影响景观冲突以及影响程度如何的问题。这一研究方法不仅考虑了空间距离和旅游商业化强度，还将地方性知识与社区参与整合起来，为识别旅游地景观冲突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对旅游商业发展开展长时序、动态化的景观绩效监测、评估和预测工作。

传统旅游商业化研究多依赖问卷、访谈等自我报告数据，采用单一量化或质性方法探讨旅游商业化影响，存在样本类型和数量有限、难以高效捕捉空间和属性信息等局限。本研究通过整合街景图像、访谈数据和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为旅游商业化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特别是，研究提出了基于街景图像、深度学习以及文字识别的旅游商业化测度模型。该模型从街景图像中识别店铺标牌并进行文字信息获取，进而绘制旅游商业化的空间分布格局，能够有效分析旅游商业化程度及其影响。这一调查方法能够在不同尺度下高效获取店铺空间分布信息，且具有信息获取效率高、成本低的优势，可为旅游商业布局优化与社区治理实践提供科学参考。此外，现有街景图像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物体检测识别或物体语义分割，本研究针对街景图像中文字信息的挖掘与应用，为拓展街景图像的研究边界与应用场景提供了新的视角。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主要从居民视角以及不同群体的主导动机对景观冲突进行分析，未来可纳入多群体及其多元动机进行深入探讨，以更全面揭示景观冲突的特征与形成机制。其次，居民因景观认同受到商业化冲击而产生不满和反感，但景观认同受年龄、居住时间、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影响，在居民内部存在异质性，这也导致景观冲突的类型和程度存在差异。如老人有着商业化前鲜活的乡村记忆，当商业化景观与其理想中的乡村景观不一致时，他们会产生更为强烈的不满。今后，需要了解居民群体内部景观冲突之间的异同，以拓展景观冲突研究的深度。再次，本研究基于主要面向游客经营的店铺数量对旅游商业化程度进行测量，未来可纳入商品类型、商业氛围等指标，构建更全面的评价体系。最后，街景数据存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局限，一方面，街景车无法到达的狭窄巷子的数据存在缺失；另一方面，街景数据从采集到发布存在时间差。因此，未来可结合长时间跟踪调查和实地店铺调查数据，进一步探讨旅游商业化发展及其影响等问题。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AI配图

文章发表于《旅游学刊》2026年第2期，脚注、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 || 周小芳

责任校对 || 刘 鲁

技术编辑 || 梁琼妹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

封面图片 || 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平台AI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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