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靖怡¹， 孙晋坤²， 黄潇婷²， 陈秋霞²

0 引言

工业化提供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理性工具，但容易忽略人类存在的核心目标与终极意义。在物质生活日益丰盈的当下，人们对生活的无所趣、无所求、无所安、无所谓的无意义感成为现代性症候群的主要表征[1]。《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伴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社会竞争加剧，国民心理压力增大，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目前我国抑郁症、焦虑障碍等精神心理疾病患病人群逐渐增多，仅患抑郁症人数在2023年就已达到9500万人①。不同群体的意义感危机问题日益凸显[2]。在我国进入精神心理疾病高发期的社会现实下，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了“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同时《“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将心理健康明确纳入发展目标。从社会学角度看，人们心理精神问题的共性表现常指向人们生活意义的消退和无意义感的弥漫[3]，因此，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意义感的获得是心理健康的核心内容之一。现阶段，个体意义感的建构逐渐走出集体精神主义、浪漫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转向回归现实、抓住当下，在日常实践中构造自己的意义世界[4-5]。旅游作为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生活实践，随着大众旅游的逐渐普及和深化，已成为人们疏解生活的无意义感、获得多元生命意义感知的重要途径和场景。

各学科对意义或意义感的探讨由来已久。在哲学领域，人存在的理由和存在的目的是理解意义的中心主题[6]。在心理学领域，起源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生命意义感研究重点关注人理解、领会生命的价值且感知生活的首要目标的程度[7]。在管理学领域，主要探讨企业员工个体主观感受和内心状态中工作意义感的界定、测量和机制[8]。比如Lips-Wiersma和Wright在对已有工作意义感研究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工作意义感全面发展模型，对意义感的机制进行了系统性建构，为后续不同情境的意义感研究提供了参考[9]。然而，旅游作为现代人寻求和发现意义、构建意义系统的重要情景和活动，有关旅游给人带来的意义感研究尚未得到足够关注。一方面，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方式，本质上具有促进人性完整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功能，旅游活动可产生多方面的影响[10]；另一方面，个体在非惯常的旅游情境中产生的意义感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包括由于目的地与日常生活环境的多维差异带给游客感知世界的新视角和新内容，旅游者自身的心理需求、身份状态和社会关系等在旅游场景中往往产生多重变化。例如暂时远离日常固化或异化的位置，卸掉惯常生活社会角色的压力[11]，回归真实的自我、找寻自由的生命体验[12-13]，收获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14]等。目前，有关旅游意义感的研究更多地被视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属性散落在旅游的意义、有意义的旅游体验等相关话题中。因此，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而意义危机逐渐凸显的宏观背景下，旅游意义感的提出和探索尤为必要。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旅游活动为研究情境，聚焦旅游者的意义感知，采用扎根理论，选取多个案例地，提出并探讨旅游意义感的概念内涵，以期进一步完善旅游心理与行为理论体系中旅游积极效应的研究框架，并为意义危机背景下强化旅游的幸福属性、提升旅游业和旅游活动的社会价值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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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

1.1 意义与意义感相关研究

《新华汉语词典》对“意义”的解释为事物表示的内容、获得的美名声誉、具有的作用价值等。在现代英语中，《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meaning”的涵义解释，一是指语言、文字、绘画等表达的含义；二是指某事物存在的理由或其价值和重要性；三是指某人做某事的意图或目的等。由此可知，中英文词源上对“意义”的解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涵义、意蕴，主要指个体对事物涵义的理解和解释；二是价值、作用，主要指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是有价值、有效用的。本研究情境下的意义是指后者，即讨论旅游对人的价值和作用。

对意义的讨论起源于哲学，而意义感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心理学。哲学视角下的意义即生活意义、生命意义或个体意义，涉及个体对生命、自我存在和个人经历的深层理解和感受[15]。心理学认为，意义感的获得源于个体对自己、世界以及自己与世界关系的理解[16]，人只有直接参与到世界中，才能发展自我意识、获得存在感、实现自我整合，最终构建个体的生命意义。不同于哲学对生命目的、人为什么存在等形而上问题的抽象思考，心理学认为，虽然可能无法用科学的方式弄清楚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是可以聚焦个体感知下的生命意义感，侧重通过问询人的主观体验和内在感受来探索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感觉和觉察[16]。因此，生命意义感本质上是指人们判断自身存在和生活是否有意义的主观感受，具体而言，是个体理解、领会到生命重要且有价值以及随之意识到自身生活的使命和目标的程度[7]。随着研究的推进，目前生命意义感的概念结构主要围绕一致性、目的性和重要性3个维度展开[16-17]。也就是说，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有意义的判断主要依据3个方面：生活是有目标去追求和实现的、生命的存在是重要的、自身生活是可以理解与体验的[18]。

伴随着生命意义感研究的推进，工作情境下的意义感也逐渐受到关注。工作意义感内涵的界定经历了3个阶段：工作特征取向、价值观取向、主观感受和体验取向[8]。有关工作意义感的概念维度，学界尚未达成共识，目前最具影响力的是Lips-Wiersma和Wright在对已有工作意义感研究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工作意义感全面发展模型[9]。该模型基于存在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存在要面对真实生活的现实需要，也要追求生活更高的愿景，因此，个体在关注指向和需求取向中寻找意义感。其中，关注取向涉及关注自我和关注他者，需求取向涉及行动需求和存在需求[9]。工作意义感的全面发展模型的提出突破了以往有关生命意义感和其他工作意义感三维度或具体维度的划分，进一步关注人在具体场景下的意义感知[9]。具体而言，个体在工作场景下的两个关系取向中，将工作意义感的多元维度以互补关联的方式整合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有利于对异质性个体意义感知的多样性挖掘，也有利于将工作情境中获得的意义感与个体构建自我存在的意义感有机联系在一起，为不同情境下意义感研究提供了有益框架[9]。

1.2 有关旅游意义感的研究

旅游具有促进人性的完整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功能，旅游活动可产生多方面的意义[10,12-14]。近年来，有关旅游意义的讨论逐渐兴起，“意义”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属性散落在众多研究主题之中。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旅游本身存在意义的探索性阐释，二是对旅游活动中游客意义感知的多元化探讨。

一方面，旅游本身的意义可从两种视角去观察。第一种视角认为，旅游环境中主体和客体表现与日常生活环境的差异使得旅游产生意义，即个体进入旅游世界远离日常固化和异化的位置[11,19]，在异地获得身心自由体验，从而更好地感受世界、回归真实自我[10]。第二种视角认为，旅游是人存在于世的一种方式，即旅游是个体自我建构的重要情境[14]，旅游体验不断完善个体的生存经验，并反过来验证和修正日常生活存在的意义[20]，进而促进个体更好地获得“诗意的存在”[21]。例如追求自我存在的价值、寻求生活的意义是游客的出游动机之一[12,22-23]。另一方面，在积极心理学的不同理论视角下，游客通过旅游获得对意义的感知可从精神性[23-24]、幸福感[25]和变革性[26]3种视角解读。在精神旅游视角下，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是首要研究议题。个人在旅游活动中对自然的欣赏和文化的体验均可获得精神体验，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周围世界和个人生活的意义[27-28]。例如老年群体更在意旅游中是否可以获得更多的快乐和内心平静的精神状态[29]，抑或是拓展自我的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30]。在实现幸福论视角下，有意义的旅游体验可以满足个体自主、认可和关系的需要，带来深层次的心理体验，且对个体产生持久的影响[30-31]。比如丰富且新奇的具身感官、良好的人际互动等游客高峰体验均是旅游意义感的重要表现[32]。变革性旅游体验视角下，旅游活动中有意义的体验会让游客对某些情境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和自我反思，甚至影响游客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进而带来价值观、信仰和目标的改变[33-34]。比较典型的是青少年在旅游中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认识，并发展自我意识[35]。总的来说，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游客对旅游意义的感知往往伴随显著的情绪变化、反思启发、精神顿悟、心灵触动等积极心理反应[36-37]，使得旅游体验更加难忘[38-39]，进而在游后影响人们的自我教育、自我认同、自我发展等[40-41]。综上，旅游意义感相关研究逐渐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基于旅游的意义、有意义的旅游体验、旅游和生活意义感等多个议题的研究进展显著。然而，意义更多是旅游者主观的、动态的、多样的深层次认知和情感，因此，从游客视角出发，以自下而上的思路，系统挖掘、探讨和深化旅游意义感的内涵尤为必要。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选择

旅游意义感目前尚未有清晰的内涵界定，对这一反映个体心理表现概念的探究需要聚焦具体的旅游情境或现象，细致分析个体体验及心理活动。鉴于扎根理论强调植根于资料之中的理论建构，尤其适用于面向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42]。因此，本研究选择程序化扎根理论为主要研究方法，探究旅游意义感的内涵和结构维度。

2.2 研究数据采集

在正式访谈前，为保证访谈提纲的准确性和清晰性，研究团队（1名教授、1名副教授、1名讲师、5名研究生）编制了访谈提纲，并对6位受访者（文旅专业的老师和学生）进行了预访谈。笔者在听取受访者建议后修改和完善了访谈提纲，最终形成正式的半结构化访谈提纲。访谈过程主要包括4个部分：首先是前期的基本交流，包括访谈人员的自我介绍、受访者的家乡、同伴、此行的规划等信息，为后续充分的谈论做铺垫；其次，问询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再次，以自然交流的方式请受访者对此次旅游经历进行尽可能多的、详细的回忆；最后，围绕此次旅游体验，请受访者思考并畅谈此次旅游中有意义的瞬间和故事，并回答有关旅游意义的7个问题：“这次旅行中，您有哪些有意义的瞬间和故事？”“您觉得这次旅行有意义吗？为什么？”“您认为有意义的旅游是怎样的？”“回想旅游过程中您觉得有意义的时刻，您的心理感受是怎样的？”“您认为旅游的意义是什么？”“您认为旅游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您觉得旅游带给您的意义与日常生活、工作等有什么区别？”

考虑到案例地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研究选取了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山西省大同市和山东省济南市3种类型的案例地。正式实地访谈分别于2024年7月14—17日和8月2—6日进行。长岛是知名的海岛旅游目的地，其滨海自然景观类型丰富、规模大、等级高，海上、渔村等旅游形式多样，游客量常年居于山东省前列，因此被选为本研究的自然旅游案例地。而大同市拥有丰富的石窟、博物馆、历史建筑物等人文历史旅游资源，是著名的人文历史型旅游目的地，尤其在近年来掀起了一股中华文化之旅的热潮，因此被选为本研究的人文旅游案例地。考虑到旅游意义感的影响会持续到游后阶段，因此选择济南市作为社区调研的案例地，对近期有旅游经历的居民进行访谈。遵循扎根理论原则，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进行景区实地访谈文本收集。两名调研人员每天进入长岛的九丈崖风景区、海上游线路，大同市的云冈石窟、大同博物馆、应县木塔等景点，以及济南市的大华紫郡和舜怡佳园小区，选取访谈对象完成5~35分钟不等的访谈。调研人员在每日访谈结束后，当晚转录、汇集访谈资料，同时进行资料分析和编码，并对第二天的访谈重点进行商榷[43]。另外，考虑到不同年龄人群对旅游意义的理解与感受不同，研究团队对3个案例地访谈对象的挑选时尽可能覆盖不同年龄游客群体。研究共有受访者66位，年龄在17~78岁之间。经过对访谈资料的精简整理，共获得4.6万字文本用于扎根理论分析。在模型初步构建完成后，利用网络访谈资料进行理论饱和度的检验。在2024年8月15—17日，笔者通过小红书联络了6位旅行经验较为丰富的博主进行线上访谈，经整理后的1.1万字文本作为检验理论饱和度的素材。最终将全部访谈文本整理后按照受访时间顺序对受访者进行编号，第一位受访者编号为P01，以此类推，完成线下和线上资料收集的共72位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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